细讲论语

汉文帝当了皇帝后，对母亲的孝心没有丝毫改变，还是纯孝，他的母亲是薄太后，他做了皇帝，当然先把母亲立作太后。有一次，薄太后生病，一病就三年不起，汉文帝天天在床前侍候，煎好的药他自己先尝一尝，看看是冷了、热了、苦不苦，有没有到火候？再给母亲喝。

一代帝王在母亲床前衣不解带，随时听候呼唤。薄太后看到儿子一天天消瘦，于心不忍，跟他讲，“宫里这么多人服侍我，你就不用亲自来了”。结果汉文帝跪在母亲面前说，“孩儿如果现在不能好好地奉养你，就怕将来没有机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他这样孝顺母亲，三年不容易，这种孝德感动了朝野，百官没有不敬服的。这就是有德此有人，他真正有这样的德行，大家都能归顺他，都能效法他孝敬父母。孝心产生之后，为国家朝廷服务，就有忠心，所谓“忠臣出孝子之门”。所以帝王以孝治天下，不用很费力气，自己行得正，“己身正，不令而从”，大家都敬服，都会尽心尽力地为这位帝王服务。

汉文帝继位的时候，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当时的局面是“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一个农民耕作，十个人都吃他的，这是什么？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社会风气非常不好，社会矛盾很深。怎样来发展经济？这是摆在汉文帝面前的难题。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治国方针，以“安民为本”，让民众得到安宁，首先得要身安，然后才能心安。

汉文帝采取了多种治国的措施。他减轻赋税，把农民耕田缴的田税，减了一半，使得农民的压力大大减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减轻徭役，原来壮年男子每年都要服徭役，汉文帝改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他还鼓励开发矿产资源、渔盐资源，促进副业生产，促进商贸。汉文帝自己躬修节俭，把自己的生活用度降到最低的程度。他在位二十三年，车骑服御，这些物资没有增添过。而且下诏所有的郡国，就是附属国，也禁止贡献奇珍异宝。文帝平时只穿戴粗糙的衣服，给自己预修的陵墓也非常简单。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文帝是难得的一生注重简朴的皇帝。

文帝能以孝心安亲，就能以孝心安民，这就是以孝治天下。他用的心，是一个心，如何对母亲，就如何对百姓，《孝经》里讲，“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文帝养成了尽心尽力奉养母亲的爱心和敬心，再用同样的心对待万民，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来教化百姓。教化重在身教，其次才是言教。“刑于四海”，为四海万民做一个模型典范，大家都效仿他，也孝敬父母，社会就和谐了，正所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我们希望人民百姓能相亲相爱，社会和谐，怎么做？教民以孝，这叫无为而治。

蕅益大师引李卓吾的话，李卓吾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号温陵居士，李卓吾说，“下学而上达，便是不器”。我们求学，要先从基础学起，从形而下学起，因为形而上很难下手，我们无从下手，看不见、摸不着，怎么下手？只有上上根人能下手。《圆觉经》里讲“知幻即觉”，我们立刻就觉悟，立刻就放下妄想分别执著，就证道了，那是上上根人。但是一般人要先学下学，从形而下入手，从这个门进入，然后锲而不舍，一直通到上面，证得自性，叫上达，那才叫不器。

蕅益大师讲“此言得之”，说李卓吾真正明白了君子不器的意思。可见得，圣学其深无底、其广无边，我们不可以得少为足，要锲而不舍，直至证得自性，那才叫圆满。下手处就是下学，我们要从学《弟子规》开始，这是最好的入手处。《弟子规》学通了，也能通到自性，这叫下学上达。

蕅益大师讲的器，范围太广了，君子不器的意思太深了，非到离言绝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那个时刻，才能够离开所有的器，就是离相、离见了。《金刚经》里讲，“离我相，离人相，离众生相，离寿者相”，就是离相。《金刚经》的上半部教我们离相，离相之后还有见，见也得离，所以下半部教我们离见，“离我见，离人见，离众生见，离寿者见”，我们才能大彻大悟，证得道了。道即是法身、法性。君子不器的理论境界太深太广了，如果不是蕅益大师这样的解释，我们真的把它看浅了，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见，都属于器，“况瑚琏斗筲，而非器哉”，这些就更不用说了，肯定都是器。

譬如，“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汉文帝就做到了，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他不是正室所生，他不是太子。汉文帝生性纯孝，他孝养母亲尽心尽力，这种孝德令大家都很感佩。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吕氏家族被推翻之后，大臣们想来想去，想到汉文帝，就把他请到皇宫里，让他继位，这是他的德行招感。

孔子讲“为政以德”，用德来修身，从而带动整个国家都修德行孝，天下大治。汉文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治世，所谓“文景之治”，这里的“文”就是指文帝，这是讲汉文帝的功业。

所以君子不器，大事、小事都能做得好。“亲有疾，药先尝”，这是小事，谁都会做，尝药谁不会？但是汉文帝??尽心尽力地做，他是发自真诚的孝心。小事他做得好，做得圆满，用同样的心做大事，也是圆满，大事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件事情，不是四件事情，四而一，一而四。我们的身修好了，家也齐了，国也治了，天下也都太平了。

所谓用，大用无方，用无不周，所以君子不器。器是形而下，有形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实际上，德以下都叫器，因为它有相，有特定的用途，乃至“乾坤太极”，这是大的方面，都是器。乾坤是讲宇宙，乾坤是相，它是物质。太极是讲宇宙的缘起、起源，现代的天文学家讲宇宙是大爆炸而来，大爆炸之前是一个原点，这个原点非常非常渺小，直径是十的负三十三次方厘米，真是太小了。

瑚琏，出自于《论语》。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赐也何如？”子贡问老师，“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子曰：汝器也”，孔子说，“你就是一个器”。在孔子眼中，子贡还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因为君子不器。子贡可能有点不服，“何器也？”“我是什么器？”“曰：瑚琏也”，孔子告诉他，“你是瑚琏”。什么是瑚琏？瑚琏是过去宗庙祭祀时，盛粮食的器皿。祭祀用的器皿是很洁净、很贵重的，这是孔子给他说真话。虽然子贡是器，可是也是很贵重的器，他的用是很高的，很有作用。子贡确实是这样的人，子贡是孔门四科里言语最好的，他是外交家，辩才无碍，能够说动诸侯停止战争，可是在孔子眼里还是个器，所以圣人的标准非常高。为什么子贡是器？他没证得道，还是形而下。

斗筲这个器就比较浅陋了，也是子贡问孔子，“什么叫士人？”孔子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样的人称为士，标准很高。子贡又问，“再其次是什么样的？”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这个人很孝悌，大家都称赞他，也称为士。子贡可能觉得这也挺难做到，“敢问其次”，再往下一等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个人很诚信，行为很果决，但是他的心量不够大，还是属于小人。小人不是贬义词，是指心量狭小，只能想到一身、一家，或者一国，心量不大，只有心怀天下、心装万世的人，才叫大人，也能称为士人。

子贡继续问，“现在的从政者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种人谈不上。斗筲是什么？都是容器，斗是用来称量的，容量很小的器皿；筲的容量也很少。这是指什么？器识浅陋的人，何足算也，谈不上。孔子对当时的那些士大夫，朝廷官员看不上。这种器是什么？斗筲之器，小器量，统统都是器。唯有证得道，才叫不器。

下学上达大用不周

蕅益大师的注解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乾坤太极，皆器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无非器也。况瑚琏斗筲，而非器哉。李卓吾云：下学而上达，便是不器。此言得之”。蕅益大师说，形而上的叫道，大道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想也想不到，道超乎了我们的眼见、耳闻、言语、思想，叫形而上。君子所求的是道，道得到了，自然德具足。道无形，德有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德，都是道的形象化。

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拔一根头发，假如这根头发的直径是零点零一毫米，宇宙最初的那个原点，能在这根头发的直径上排列多少个？一百万亿亿亿个，三个亿，能排这么多个原点。所以，宇宙最初的状态是多么的微细，这是太极，瞬间爆炸，逐步形成现前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中国古人讲，“盘古开天辟地”，这是讲宇宙的缘起，这是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大概就是科学家所说的大爆炸。

这些都属于形而下，都是器，都是相。我们能够观察、思维到的，说得出来的，都称为器，非常广泛。不仅眼前所见所闻的叫器，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是我们的观念，观念还是器，“无非器也”。见仁见智都是我们的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观念是见，真正的道是离相离见，不能用语言去说，不能用思维去想，叫离言绝虑。离开言语，断掉思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非得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才有见道的机会。

君子之学，是通心性的学问。君子只是修身而已，身修圆满了，家、国、天下都和谐了。现在我们提倡和谐世界，从哪做起？从我做起，君子之学，但反求诸己。自己的身修好了，这是不器，就能有各种各样的才艺。才艺哪来的？都是从德而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