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也深为敬服杨先生的为人与学问，不仅多次前往杨家当面请教，而且还请其担任自己组织的一个哲学研究会的导师。在1915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他当时深受杨先生所宣扬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得到先生的高度评价，给了100分。

此外，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老师之间也常有往来。仅1915年4至8月份，就前去拜访黎锦熙先生近20次。黎在赴京应聘到教育部当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之后，仍与有书信往还。黎在在日记中也对多有赞赏，说他“可大造”。

在所学课程中，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而对数学、图画等不够重视。他提出了“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的治学之道。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要借外面的微弱灯光苦读，常年坚持不懈。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着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阅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必读着作。

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尽管的祖籍不是湖南，但到他出生时，毛氏家族已在湖南繁衍生息了20代，大约500年了。韶山的得名与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5000年以前，舜帝南下巡视，来到湘江流域，他让人在一座山上演奏优美动听的“韶乐”，竟然引来大量凤凰跟着翩翩起舞。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称为韶山。韶山冲是被韶山环抱的一块狭长谷地。

与中原地区相比，地处江南的湖广大地因自然条件所限，开发较晚。当中原一带已达到很高文明水平的时候，湖南地区仍处于一片蛮荒之境。恶劣的生存环境，养成了湖南人不畏困难、敢于挑战的坚毅性格。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湖南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圈。清代、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大地更是人才辈出，哲学家有王夫之，考据家有钱大昕，军事家有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及左宗棠、胡林翼等所谓清代“中兴名臣”，改革派有谭嗣同，革命派有陈天华、秋瑾、宋教仁、黄兴、蔡锷等。因此，湖南在近代有中国的“小德意志”之称。

本人则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体育爱好者。他的主要体育活动有登山、游泳、洗冷水浴、露宿、日光浴、风浴、雨浴等。一师后山的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和湘江秸子洲头等处常成为等人的露宿地。一个夏天的晚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为了体会《书经》上写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感受，独自一人顶着狂风，冒着大雨，爬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借以锻炼自己的体魄、胆量和意志。

游泳和洗冷水浴是十分喜爱的运动项目，并且一直保持到晚年。不管寒暑，每天清晨，总要来到一师浴室旁的一口水井边，脱光上衣，将水吊上来，边擦边冲，直到通身发红为止。在课业之余，他常常到湘江畅游。

他还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自编了一套“六段运动”操，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等的活动，还有打击与跳跃等动作，使全身都能得到运动。在睡前、晨起后以及课间、自习后，都抽时间做上一套或两三段，借以活动活动筋骨。

之所以用这种办法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与他独特的成材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这一观点是从观察自然现象中得出的。他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由此，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又写道：“吾人揽（览）史时，恒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他曾在一首诗中借用《庄子》上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来抒发自己的人生志向。

把体育锻炼上升到磨练意志品格的高度，进而得出要成就大事业就必须经受大磨难的结论，这样的认识确实是很独特的。

不仅自己带头从事体育活动，还积极在学校里宣传体育运动的好处。1917年学校实行课间做十分钟体操的制度，但由于操法过于死板，同学参与热情不高。这一年，全校共死了7位同学，学友会举行悼念活动，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在他的带动下，一师的学生体育活动搞得红红火火，仅参加游泳队的就有80多人。

在担任学友会总务时，更是利用这一有利机会，主持开展了全校性的各种体育活动，同时注意改善学校的卫生状况。他针对学校当时雨天没有运动场地、晚上不能开展体育活动的情况，发动大家打乒乓球，由此学校出现了不少“乒乓狂”，身体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能够充分反映对体育运动高度重视并颇有心得的是，后来以革命家和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他，却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了生平中的第一篇论文：《体育之研究》。

在一师学习时，还有一件事也充分反映出了过人的胆略、机智与缜密的思维判断能力，并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普遍赞赏。在政局频繁动荡的民国初年，湖南常常成为南北军阀争夺的重点省份，人民受够了兵燹之苦。一师地处铁路边上，在兵燹到来时，每每首当其冲。仅在读书的5年多时间里，大的兵灾就有3次。1917年11月，段祺瑞任命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系军阀谭浩明部的进攻下逃出长沙。北洋政府派王汝贤部来支援傅良佐。战事逼近长沙，校方为保师生安全，主张暂时撤离到城东阿弥岭躲避。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后，提出异议，认为撤离反而不安全，主张留校不动。

校方听了的建议和分析后，决定接受他的主张，没有撤离，结果真的没有受到溃兵的骚扰。原来，王汝贤接到命令后，因不愿为皖系军阀出力，便带领大部队很快由长沙撤退。有少部分溃兵因不知长沙防备的虚实，不敢贸然入城，在距离一师南端两里路的地方徘徊不前。得知消息后，决定设法将其赶走，以彻底消除影响学校安全的隐患。于是，他迅速组织学生志愿军中胆量较大的数百名学生，拿着木枪，分成三队，绕道到溃兵驻地的几个山头，并对之形成合围之势，同时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带上几支真枪。当溃军在夜幕中缓缓移动时，他命令警察在山头上鸣枪示警，同时命令同学们在附近山头上燃放鞭炮，并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成城，缴枪没事。”溃军不知真相，纷纷交出枪械，第二天由商会出资遣散。于是，一场有可能严重威胁学校安全的溃兵骚扰事件因为的机智而化险为夷。同学们由此称赞“通身是胆”。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因此同学们便给他

起了个“毛奇”的绰号。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在全校师生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1917年6月，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这是一项根据校章规定而开展的群众性活动，目的是为了考察学生的学业与操行，促进学生向上，培养和选拔人才，内容涉及到德智体三部分。其中德育又分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等项目；智育分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等项；体育分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项。

全校11个班，400多人参加。选举的结果，有34人当选。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六项中当选，共得49票，为全校之冠，且在当选人中，德智体三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个人。这说明他是全校公认的在德智体诸方面都有充分发展、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与青少年时代受到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并由此获得了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相比，青少年时代的陈云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后来成长为中国的杰出领导人所必备的丰富知识差不多都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

陈云于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地区的青浦县练塘镇（现已划归上海）。练塘又称章练塘，相传是因唐朝天佑年间高州刺史章仔钧与其练夫人曾在此居住而得名。练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陈云的祖籍不在本地。父亲陈梅堂是从外地流落到练塘的，因此既无房产，又无田地，靠给别人打短工为生。母亲廖顺妹虽在练塘出生，但祖籍也是外地的。据考证，陈云的外祖父是广东人，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到练塘落户。

陈云的童年颇为辛酸。他共有姐弟2人，在他两岁时，常年积劳成疾的父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两年后，母亲又匆匆离开人世。外祖母不愿意看到两个无依无靠的年幼孤儿在街头流浪乞讨，就把陈云姐弟俩接回家中照料。有外婆的照料和疼爱，姐弟俩总算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遗憾的是，陈云6岁时外婆又远离他们而去。外婆放心不下，临终前嘱咐儿子廖文光要立陈云为廖家的子嗣，并抚养好陈云的姐姐。当时，廖文光虽已结婚数年，但尚未添丁增口，故遵从母命，立陈云为养子，改名廖陈云。

廖文光先是子承父业，靠做裁缝生意过活，后因生意萧条，改开小饭店以求营生。舅妈因患有较重的风湿病，干活有困难，陈云年纪轻轻即帮助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饭店中的小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敲扁豆”，即把大白蚕豆放在水中泡涨后，用榔头慢慢敲扁，成铜钱大小，然后放在热油中氽，氽至豆片稍黄捞起，拌上佐料装盘。陈云经常帮舅母做“敲扁豆”，敲得既薄又圆，很受顾客的赞许。这件事在陈云的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晚年，有一次在杭州疗养，当地的厨师提出要给他做几样名菜尝尝，被他拒绝了，但却提出请厨师给他做一次小时候常吃的“敲扁豆”。

由于有着这样的特殊人生经历，儿时的陈云性格内向，很少与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当别的小朋友做游戏时，陈云常常是独自在一旁默默观察。内心的孤独感使他与同龄的小朋友缺少共同语言。成年后，人们也很少看到他开怀大笑的情形。由此也养成了他冷静观察社会、沉默思考人生的坚毅品格以及不事张扬、办事沉稳、顾全大局、尽量委曲求全的处事风格。

到了读书的年纪，家庭并不富裕的廖文光还是决定送陈云进私塾读书，后又进入本镇的新式学堂贻善小学继续读书，学些写写算算的本领。但只读了2年多，就因经济原因，被迫辍学了。好在吉人自有天相。经常在舅父家饭店吃饭的镇颜安国民小学校长杜衡伯，见年幼的陈云聪明伶俐，办事勤快，悟性很高，失学在家，殊觉可惜，便向舅父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继续学习。杜校长的一片真诚，做舅父的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陈云有了重返校园学习的机会。

颜安小学创建于光绪年间，原是为了培养经世济国人才而设立的颜安书院，辛亥革命后改为国民高等小学。校园坐南朝北，校舍用青砖瓦砌成，显得古朴典雅。院内古树参天，排列在道路两旁。求知若渴、沉稳内向、善于思考的陈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教学方法和进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加上为人正直，待人热情，做事有主见，虽然个子不高，却能获得同学们的普遍敬重。他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能流利地背诵《古文观止》中有名的篇章，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陈云一直牢记着颜安小学在他成长过程中所得到的关键性帮助。195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在到农村调查研究时，特地回母校进行了参观。1986年9月，当颜安小学提出希望他题写校名时，陈云也愉快地答应了。

逆境中成长的少年陈云，对孩子们常玩的嬉笑打闹游戏，既没有时间，也不感兴趣。他在做完作业和帮大人干完家务后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里，喜欢听流行于江南一带、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丝竹和评弹。

所谓丝竹，是指二胡、琵琶、三弦、秦琴、曲笛、箫和笙等丝弦竹管乐器，弹出的声音清丽柔美，细腻典雅。其代表性曲目有《中花六板》、《三六》、《行街》、《慢三六》、《慢六板》、《云庆》、《欢乐歌》、《四合如意》等八大名曲。聪颖勤奋的陈云，能熟练地弹奏数种乐器，并和着节拍唱出不少地方名曲。

评弹，是一种用吴地方言讲故事的民间说唱艺术，包括评话和弹词两个方面。其渊源可上溯到唐宋时期的讲史和说话，正式形成于明末清初。传说泰州着名评书艺人柳敬亭曾在江南地区说过书，并在松江招莫后光为徒传授说书技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评弹艺术已积累了上百篇优秀传统长篇书目，成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

说唱评弹原先并无固定场所，多为走街串巷式的即兴演出。茶馆是休闲的好去处，有着固定的顾客来源，最早的室内书场一般都设在这里。由于受到广泛的喜爱，江南各镇遍布说唱评弹的茶馆。早在清朝末年，练塘镇上就出现了一家畅园书场，离陈云舅舅家仅30米远。因生意兴隆，不久又出现一家长春园书场。书场为招揽顾客，每天上午派个伙计，掮着一块写有当天书目及艺人姓名的木牌，敲着小锣在全镇兜上一圈。

书场规矩，虽然对小孩子一般不收茶水费，但因有小孩到场，大人为专心听书，每每要买些零食给这些活泼好动、难以久坐的孩子们消遣，以安定书场秩序，所以书场一般不反对带孩子来。陈云舅舅家经济不够宽裕，没有钱买零食，为免于尴尬，陈云常常站在书场外面听不花钱的书，当地俗称“戤壁书”。陈云记性好，每每能将听到的书回去完整地讲给家人听。陈云的这一爱好一直保持了终身。

清末民初，苏南地区在率先开埠的上海的辐射下，风气渐开。在颜安小学高小部教书的张子恭老师是一位思想进步、视野开阔的教师。他在上课时，不仅语言流畅，旁征博引，而且还将当时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如戊戌维新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适时地在课堂上进行介绍，扩大了学生们的眼界，并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意识。

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青浦人民相继开展罢工、罢市和罢课斗争，县商会相约不买卖日货，居民不用日货，并支持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颜安小学也积极投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中去。据陈云幼时的同学回忆，陈云和其他爱国师生们一道组成童子军和救国十人团及宣传队，连日上街发表演讲，表演短剧，向乡亲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罪行，号召大家抵制日货，不吃从日本进口的干贝，不穿东洋纱厂纺织的洋衣，不玩用日本原料做的玩具。在表演短剧《叶名琛》时，他很快进入了角色，当讲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时，不禁义愤填膺，脚向下一顿，手往桌上一拍，把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演出这个短剧的情形，数十年后，陈云还记忆犹新，经常向人提起。

经过爱国运动的锻炼，陈云的思想认识和组织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他从颜安小学毕业，正式踏上了社会生活的大舞台，迎接人生的更大挑战。

中国诞生后，湖南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政府委员中，湖南籍的有10人。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254名中将以上高级将领中，湖南籍的有73人，www.youxs.org。其中元帅3人，大将6人。具体来说，有蔡和森、、任弼时、林伯渠、陶铸、李富春、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陈赓、黄克诚、肖劲光、谭政、许光达、王震、向警予、邓中夏、李立三、左权等。在这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出生的时代，中国处于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末年。迭经外国侵略者的疯狂侵逼和本国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不思进取的满清王朝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覆没的可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正处在酝酿之中，正是这致命的一击，清王朝这一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之久的庞然大物，终于在1912年寿终正寝，极不情愿地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很快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的情况不但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好转，反而更趋恶化，追求进步的人们不得不在黑暗中，为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继续进行艰难的求索。出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的，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

湖南第一师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就是远近闻名的岳麓山。学校创办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着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仅有一江之隔。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差不多同时进校的追求进步的青年有蔡和森、张昆弟、周世钊、李维汉等，本来已经是秀才、比大17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深得一些进步教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佩服。学识渊博的杨昌济先生不仅对评价很高，而且寄予厚望。191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在临去世前，杨昌济还曾致信挚友章士钊，向他推介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则必先重二子。”

1912年秋，以入学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资格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在这所学校，他虽然也只读了半年，却以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获得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赞赏，认为是一篇“实切社会立论”的文字。作文仅600字，批语却达150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同学“传观”。

和陈云是成长于不同历史与自然环境中的两位重要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

少年时代的就很同情受压迫的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赞成官逼民反的主张。早在私塾读书时，他就喜欢看“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如《精忠传》、《水浒》、《三国演义》等。这些书对他后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1910年，长沙有一个靠卖河水为生的穷苦百姓黄贵荪因米价日涨，无以为生，被迫举家投水自杀。这一事件在长沙引起很大震动，饥民们纷纷涌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官府开仓赈济，却遭到野蛮镇压，饥民忍无可忍，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当时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当他得知长沙饥民暴动和饥民被杀的消息后，与同学们讨论了好几天，很为饥民的被杀感到不平。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还同情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这种同情弱者、敢于挑战的思想意识在处理他同父亲的关系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出生时，父亲毛顺生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当地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土财主。父亲没有文化，也不懂得要尊重孩子的意见，每当父子冲突的时候，常常使用高压手段加以严厉管教。年幼的在心灵深处生发出了朦胧的反抗意识。

1910年秋，请来舅舅、表兄以及族亲等当说客，说服父亲同意让他到湘乡东山小学继续学习。但在这所学校里，只读了半年，就因成绩优异、年龄也较大而被推荐到了湘乡县驻省中学继续上学。

不久，柳潜老师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读完后，收获很大。由此他认为在学校读书还不如自学收获大。于是，他断然决定从省中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他定了一个庞大的自学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用他后来自己的话来说，就像是牛进了菜园一样，猛吃猛嚼，读了大量中外书籍。其中读得较多、收获也较大的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着作。从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都认真读过。在图书馆里，他还第一次看到墙上挂的一张世界地图，知道世界原来是那样大，中国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则根本找不到。这一发现对他来说是异常的新鲜和强烈。

由于父亲不赞成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读书生活，停止了对他的经费支持。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一些遣散的湘乡籍士兵所占据，这些人经常在住地寻衅滋事，无法在此安静地读书自学，只好决定重新回到学校里读书。

正在这时，他发现了一条招生广告。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收新生，学习期间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老师。这引起了的兴趣。1913年春，考入了这所学校。第二年春，学校被合并到第一师范，在第八班。在这里，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直到1918年夏毕业。

少年所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启蒙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等，后来继续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经史古籍。尽管对先生所用的教学方法和所教授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天资聪明、聪慧过人的却每每能轻松完成先生所布置的学习任务，并因此而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古文功夫。在闲暇之余，他还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书籍。

小时侯经常到外婆家玩，事实上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住在外婆家的与众多表兄弟打成一片，过着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外婆家的读书人多，对外面的世界自然也就知道得多。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为挽救濒临灭亡的腐朽统治，陆续出台了一些“新政”，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一次，到外婆家去玩的，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得知，邻近的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已经读了“六年孔夫子”、正休学在家的很希望能进入这所学堂学习，但思想保守的父亲却准备送他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学些日常谋生的本领，预备日后的能有一个好的营生。

还极为赞同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方法，也就是在阅读古书时，要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在一师读书期间，曾记下了大量读书笔记，积累起来有好几网兜。在常年的读书生活中，湖湘文化中重实学、尚实行的治学传统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曾国藩这个既重“传教”又重“办事”的人物很是推崇，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在一师求学期间，还十分重视体育锻炼。他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说：“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因此，他主张要“文明其体魄，野蛮其精神”。他对学校只重视校际间的体育比赛而不真正关心学生的体育锻炼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少年时代的就怀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当他1910年第一次远离家乡到东山小学读书时，曾改写了一首日本和尚月性写的诗赠送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示了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志向。不过由于年龄与阅历的关系，此时的对于如何救国，思想却还非常朦胧。

在报考东山小学时，在一篇题为《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报国的志向，深得校长李元普的赞赏，认为他是一位“救国材”。他后来写的《救国图存篇》、《宋襄公论》等作文，也深得国文老师的好评，被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意识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利用有利条件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如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此前后，他还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着作，认识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一次，毛顺生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因人手紧张，便吩咐13岁的帮忙招待。不愿做这种应酬的事情，父亲极为生气，当着众多客人的面骂懒而无用，为子不孝。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当场回敬父亲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要求子孝。毛顺生更为气愤，举手就要追打。跑到一个池塘边，声称如果父亲再要追赶，他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劝解下，以双方相互妥协而告解决。但由此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一味温顺示弱，结果只能会招致更多的打骂，而用反抗的办法，却反而能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