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在饮食方面，陈云也非常俭朴。20世纪60年代之前，他一直和家人同桌吃饭。早餐：大米稀粥、馒头、花卷、咸菜或两三种新鲜蔬菜做的小菜。另外一周吃一次炸油条。中餐：米饭、馒头、花卷，炒几盘蔬菜，黄瓜、茄子、白菜、萝卜、豆腐等换着吃。西红柿钞蛋就算是高档菜了，很少吃。炒菜时，油放得很少，即使是放肉的菜，肉也放得很少。陈云和于若木的工资加起来虽然不算少，但家里人口多，开支大，还要寄钱帮助亲友，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工作人员看到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身体日见消瘦，有一次给他单独加上一小盘肉菜，但他却说：“现在比延安时吃的好多了，不要为我单独炒菜。”

1960年，陈云患了严重的肠胃病，消化功能极差，吃的饭要非常软，而且只能用油性很少的糙米；菜要炒得很烂，烂到几乎等于是煮了，而且油也不能多放。为此，他只好和家人分开吃饭。他从不吃高级菜，也不吃山珍海味。三年困难时期，他和一样，也带头坚持不吃肉、蛋。

出差到外地时，当地要请客或给他做些好菜吃，他都婉言谢绝。一次在杭州，地方的负责人想给他增加点营养，因知道他的脾气，如请示，肯定不会同意，便决定先斩后奏。吃午饭时，给他加了一小碗“鱼翅”。他发现多了一个小碗，就问：“那是什么？”当得知是鱼翅时，连忙摆摆手，平和而又坚定地说：“不需要，我吃的营养足够了。”随行的人员和地方上的负责人一起劝他吃掉这碗鱼翅，但他就是未吃。饭后，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太贵了，吃不起呀！”随后又说：“今天吃了，哪怕是一点点儿，以后就会找借口给我做；这次浪费了，他们就不会再做第二次了。”还有一次在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接待部门为他准备了一桌酒席，他看到后，很不高兴，坚决要求他们撤掉，直到换上平日的一荤一素才肯吃饭。

在生活上的简朴是出了名的。他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牙刷常常是在变成了“不毛之地”后才肯换新的，鞋子也喜欢穿别人穿过的鞋子，什么化妆品、奢侈品一概不用，一条毛巾，常是既洗脸又擦脚；吃饭上更是不讲究，通常是五谷杂粮饭，馋时也只是想吃一碗红烧肉而已，山珍海味从不上嘴，20世纪60年代初，曾一连数月不吃荤腥；住房从来不准搞豪华装修，一生只睡木板床，连到苏联去访问时，也坚持要求对方撤去高级床垫，才肯休息。

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也都严格要求。

毛岸英是与结发夫人杨开慧的长子，于1922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少年时代，曾随到过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大革命失败后，随母亲回长沙县东乡板仓隐藏。1930年，杨开慧被湖南反动军阀何健逮捕，8岁的毛岸英一同被抓进监狱，目睹了母亲和敌人斗争和牺牲前的惨烈。母亲被杀后，他被保释出狱，翌年，被外祖母、舅妈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毛岸英兄弟三人被送到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不久，小弟毛岸龙失踪（或病死）。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大同幼稚园停办。毛岸英兄弟被“红色牧师”董健吾领回，寄居在董的前妻黄慧光家中。中央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失去经费资助的毛岸英兄弟生活一度颇为艰辛。后来，董健吾设法于1936年托东北军将领李杜辗转法国，将他们送到苏联，入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儿第二国际儿童院。

在用的方面。他有一个皮箱，是延安时期就开始用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有一个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9月他由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刀片是他到苏联之后买的。三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去世之前。

1949年11月，沈阳刚刚解放，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中央任命陈云为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上任后首先下达命令，接管后的一切财物、家具等等都要留在原处，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挪用。陈云刚到沈阳时，住在东北宾馆。后来一批民主人士包括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要来沈阳，陈云为了让他们的居住环境好一点，住的舒适些，主动让出宾馆，搬到了条件比较简陋的辽宁省政府内。服务员知道后，先到省政府内查看了一下，发现陈云将要住的地方只有一张小铁床，床上只铺了一个草垫子，又硬又凉。沈阳的11月已经下雪了，天气是很冷的，而陈云的铺盖还是从延安带来的，只有一被一褥。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当天晚上自作主张地从陈云原先睡的宾馆床上拆了一个沙发垫子运回省政府的住处，偷偷地铺在了陈云的床上。陈云半夜开完会，回到宾馆原来的住处，发现床上的沙发垫子少了一个，就把服务员叫到身边，平静地问：“沙发垫子哪里去了？”服务员只好报告说：“我看您的住处没铺的，先借用一下，以后再拿回来。”陈云一听就火了，严肃地说：“我下的命令，自己不执行，叫谁执行？”然后，抬起右手向上指了指自己已经白了的头发，语重心长地说道：“我20多年的党龄了，怎么能带这样的头呢？今后不要这样了，快拿回来吧。”服务员只好去把垫子从省政府拉回来，放回原处。这时，陈云才露出了笑容，说：“行了，咱们走吧。”

陈云去世后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财产，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各项补贴约250元，www.youxs.org。按国家规定，他从5月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但可以领到10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共计13360元。这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积蓄。

陈云不仅本人生活俭朴，对待生边工作人员、家人和子女也都严格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给当年在青浦搞农民暴动时牺牲的一个烈士子女的信中，要他们“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1953年，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因身体不好请求调离。临别时，陈云对他说：“现在，战争基本打完了，要搞经济建设了。搞建设要有科学文化知识，让你去领导一个单位，你没有知识怎么能行，光靠勇敢是不行的。我当店员时，抽空看看报纸学习知识，那时我没有条件学习。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应该努力去学习。你想想你有什么困难？”1983年春节，他在同部分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中，又表示希望他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陈云对孩子的吃饭问题，也有特殊规定。他曾专门讲过：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做。第一，是让他们克服依赖思想；第二，这样可以锻炼他们自己。他从不允许自己的家人搭乘国家配给他的汽车。他的夫人在中财委研究室工作，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总是骑自行车上班，从未搭乘过陈云的汽车。他的孩子也从未乘过他的车。

“文革”爆发后，陈云一家都受到冲击。他的夫人于若木独自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除了两个子女留在北京外，其余三个子女都被分配到了外地。到了1968年，留在家的陈伟华也被分配到了怀柔县，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陈云在帮助女儿收拾行装时，嘱咐她要做好到长城以北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应打成一片，决不能搞特殊。

到怀柔后，陈伟华被安排到了位于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那里山清水秀，果木繁盛，比长城以北的公社条件好一些，但因为陈伟华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人生地不熟，常常产生想家的念头。有一天，不是休息日，在未向学校请假的情况下，她擅自回了一趟家。陈云看到女儿突然回来，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而且在知道她没有请假后，严厉地批评了她，让她立即回去。第二天一早，陈伟华满怀不解和委屈，回到了学校。

时间长了，陈伟华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加上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关照，她的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越来越多地投身到教学之中，不久，就从小学调到了中学任教。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她就每两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陈云总要把女儿叫到身边，仔细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尤其关心农村的生产状况和老乡们的生活，当听说乡亲们并未因为“**”而放松农业生产时，他非常高兴，连连说“好”。有一次，陈伟华跟陈云说，乡下人连手纸都用不起。陈云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女儿算细账，说农民所以还用不起手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和城市居民相比在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叮嘱说，在乡村不要穿皮鞋，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以后，他知道陈伟华存下了一点钱，常常打趣地问：“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伟华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公社的大家庭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对辛营产生了感情，爱她的学生，也爱那些纯朴的乡亲。有一次，她从北京返回县城，正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了。为了不耽误上课，她踏着积雪，步行几十里赶回了学校。每次回到城里，她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乡亲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1978年恢复高考后，陈伟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师范学校的招生困难。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除了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外，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便让陈伟华重新“归队”，到北师大附中当了一名历史教师。

和陈云不仅各自在生活上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而且他们还相互关心。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加上陈云本人的身体原来就不很好，工作又十分繁忙，因而从小时落下的流鼻血的毛病不但无法治好，还时有加重的趋势。到1943年初，连正常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决定，让陈云搬到他的住处去疗养。3月，陈云搬进了居住的枣园，休息了1年时间，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随后，他被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被调到东北，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身体时好时坏。用他本人的话说，就像一部木炭汽车，时走时停。解放后，他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异常繁忙，常常是白天处理部务和日常工作，晚上要连续到周总理和处开会，经常要到深更半夜，身体时有反复。陈云除了靠毅力顽强地坚持工作外，还尽可能地从事一些体育锻炼，如散步，做体操，悬腕练字等。曾建议他每天用冷水擦身体。从1953到1979年，陈云坚持用冷水擦身达26年。

在国际儿童院，毛岸英认真学习，不久担任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在苏联学习期间，曾多次寄信给毛岸英兄弟，对他们的学习与生活给予指导，希望他们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但毛岸英主动要求上前线，获准先去军校学习。1943年获中尉军衔，并加入联共（布），后转为党员。不久，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苏联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1946年1月回国。在回国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获赠一支手枪。

1961年11月上旬，一次大的寒流袭击了北京。因为寒流来势大，气温陡降，有的机关便提前开始供暖。而国务院规定从11月15日开始供暖。陈云虽没有住在中南海，但他严格遵守制度，指示工作人员不到15日不准点火供暖。因天气太冷，又不准点火供暖，他患了感冒。一天上午10点多钟，周恩来一进办公室，见到桌上放着值班秘书写的汇报单，上写陈云感冒发烧了，主要是天气冷，他不准供暖气……周恩来一看汇报单就急了，立即吩咐要车前去看望陈云。因周恩来此行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打招呼，加上天气确实很冷，只见陈云正靠坐在床头，披着大衣，围着被子批阅文件。周恩来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陈云同志，天这么冷，你不准烧暖气，不行啊！”陈云见是总理来了，急忙下床穿上大衣，两人从卧室走进了办公室。平时，周恩来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会脱去大衣。这次因气温实在太冷，周恩来没有脱去大衣。他们谈完工作后，陈云领着周恩来查看了在楼梯旁的厨房，面积不大，只有七八平方米，里面有两个蜂窝煤炉子。陈云微笑地指着两个炉子说：“一个做饭，一个烧菜，我爱吃家乡饭，这不很好么。”陈云是想说服周恩来，但是没有成功，临走时周恩来当着陈云的面，对身兼数职的陈云秘书说：“从今天起，你们一定要烧暖气，这件事你们要听我的。”在回家的路上，周恩来对随行的秘书和卫士说：“我们要向陈云同志学习，他工作那么忙，对家务安排的很细致。他吸烟只在办公室吸，在卧室不吸。他穿的大衣是两用的，春、秋天是夹大衣，到冬天把做好的厚绒衬里用几个扣子扣上就是厚大衣。”并微笑着对他的卫士说：“你就不会给我想这个办法做。”回到西花厅后，周恩来对邓颖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陈云同志真会过日子，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在穿的方面，从东北入关时，陈云穿着一件用了多年的旧大衣，中财委办公厅提出给他换件新的，以便会见外宾时用，但他坚决不同意。1951年，在中南海勤政殿与西藏和平谈判签字仪式上，他仍然穿着延安自制的粗呢子衣服。事后，有人对他说：“现在您的国事事务多了，您应该再做一套衣服了。”陈云说：“这套衣服不是挺好嘛。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节省些钱搞经济建设。”此后，陈云曾做过两套毛料中山制服。那是1952年，他出国到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规定，由国家给他做了一件深蓝色制服。另一件是1954年他出国到越南时，也是按规定由国家做了一件深灰色的。但他平时只穿布衣、布鞋。只是在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或在接见外宾时才穿上。后来，这两套毛料礼服穿久了，胳膊下面及膝盖部位磨得很薄。他的夫人于若木和工作人员商量，认为应当给他重新做一套毛料中山服。陈云知道后，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大家都了解陈云的脾气，像这样的生活小事，他从来都是只说一遍，不再说第二次。于是大家只好商量如何织补。后来，利用陈云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把毛料中山服和旧毛衣带去，请上海的洗染店和工厂的老师傅织补。当工厂的老师傅得知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的衣服后，都禁不住感叹说：“真没想到陈云同志在生活上是这样艰苦朴素！”外套如此，内衣就更不讲究了，绝大多数是带有补丁的。有两条毛裤已穿了20多年，有10多个补丁，甚至是补丁摞补丁。当有人劝他换一条新的时，他总是说：“还能穿嘛！穿在里面又不是让人看的。”有一件坎肩，穿了40多年。

对李敏和李讷，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轻易破坏定下的规矩。20世纪60年代初，因“大跃进”的人为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度过困难时期。当时，李讷正在读中学，平时在学校吃饭，只在周末回家改善改善伙食。一次，正在长身体的李讷，竟把全家的晚饭都吃了，竟还意犹未尽，可见平时在学校是怎么过的。就这样，虽然内心很不好受，但还是规定不准从家里带零食到学校去，更是不准用汽车来回接送。

在生活中，两人都十分俭朴；在对待亲友上，要求都十分严格，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毛岸英回延安时，思子心切的曾抱病亲到机场迎接。见到英俊潇洒的毛岸英后，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但父子只在一起吃了两天饭，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并让他到当时着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去学种地，上“劳动大学”。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你还应当上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

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毛岸英就背着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种和行李去吴家枣园向农民学习。临行前，嘱咐他要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锻炼得与农民一个样。

毛岸英到朝鲜战场后，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除彭德怀等少数人知道其身世外，其余人一概不知道他就是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的儿子。1950年11月25日，在第2次战役开始后，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认定有重要机关并派飞机前来轰炸。毛岸英不幸被炸，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家乡的亲朋故旧，曾希望能出面干预或向有关方面说情，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但都为所坚决拒绝；对那些想进京谋取好处的亲友，他一概予以劝阻；生活上实在有困难的，他则从自己的稿费中予以资助，从不占国家的便宜。

当然，对子女严格要求，不是不近人情。事实上，在生活上是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并重。毛岸英去世后，刘思齐年纪轻轻就守寡了。很同情刘思齐的不幸遭遇，强压失子之痛，多次以父亲的身份，劝刘思齐要尽快从悲伤中解脱出来，重新组织家庭。后来，在的亲自关心下，刘思齐终于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和一样，陈云在生活上也十分俭朴。20世纪50年代，中财委的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里很冷，行政部门看到陈云经常患感冒，便给他的办公室里配了电炉子。但他为了节约用电，很少用。据其身边工作人员讲，他只开过几次，那也都是在苏联顾问到他的办公室里谈话之前，为照顾苏联同志才开的。他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勤俭节约。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几组大灯，但他平时只让开最少的那一组灯，需要时就开台灯，尽量少开灯，并要求人走关灯。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按规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应配备厨师、服务员、司机和2~3名警卫干部。但他取消了小灶厨房、厨师和警卫员，只留了一名司机，包揽了司机、管理员、服务员、卫士的全部工作。另外自己出钱雇了一名女服务员兼做饭。有一段时间，他一个厨师也未请，而是叫他姐姐帮忙烧饭做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是最少的。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大加赞赏。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岸英返回延安。见到儿子掌心结满了厚厚的老茧，高兴地赞许道，毛岸英从劳动大学毕业了。不久，毛岸英开始随中央机关实施撤退转移。后按的意见到山西临县参加土改试点，此后又到冀中、山东搞土改，并参加中宣部、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当时，毛岸英已快30了，原准备早一点结婚的。但因刘思齐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硬是没有同意。毛岸英一开始还有些不理解，为此受到了的严厉批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时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的毛岸英主动要求入朝作战。当时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及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即使要“锻炼”毛岸英，也决不能选择这种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地方。但毛岸英的想法得到的理解和支持。当有人为此劝阻时，回答说：“谁叫他是的儿子呢？！他不去谁还去？”

在住的方面。陈云从1949年进京后，就一直住在东城区北长街71号（后改为58号）。这里是一处老房子，是北京解放后接收的国民党官僚的房产。由于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房屋管理部门多次提出要大修，但陈云始终不同意。他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就行了。”后来，机关行政部门考虑到房内墙皮脱落很多，有的走道和楼梯上铺得很窄的地毯已磨得很光，走在上面感到有点滑，因此又提出要大修。陈云仍不同意，说：“不影响我办公，不要修。”结果又未修成。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影响到北京。陈云的办公室南面被震裂有1米多长、2厘米宽的裂缝。机关行政部门请北京市房管部门的技术人员对整个楼房进行了检查，发现经过此次地震，楼房在整个结构上已不坚固，存在较严重的安全问题。机关行政部门提出把楼房拆掉，在原址上建新楼。陈云开始时还是不同意，说：“这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子，老百姓会骂的，那样我们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因此，老房子没有拆。但房子确实需要大修，经过再三动员，陈云才于1979年冬搬到中南海居住。

在行的方面。沈阳解放后，陈云乘坐的是一辆比较旧的小汽车。当时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有关部门向陈云提出建议换一辆新车。陈云不同意，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车好得多嘛。另外还有好多首长呢，高岗啊，李富春、张闻天、王家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1951年，中央警卫局从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考虑，从苏联进口了5辆“吉斯”牌高级防弹汽车，决定分配给“五大书记”每人一辆。当警卫局负责人给陈云送去轿车时，陈云拒绝接受，坚持用原来的旧吉姆车。他说：我不能同、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他们一样，我不能和他们比。直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我国自己的“红旗”牌轿车时，他才换上了国产的“红旗”牌轿车。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5位书记一律定为一级，报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改为二级。任何有关宣传他个人的文章和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都一律被他“枪毙”。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当天就报到国内，因当时正患重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挥第2次战役，周恩来在同等商量后，没有立即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直到1951年1月2日，当第2次战役已经取得胜利，的感冒症状消失后，叶子龙等才奉命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听后沉默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谁叫他是的儿子呢？”

在的严厉要求下，毛岸英不仅事事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能自觉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1949年10月，毛岸英给表舅向立三写信，就某亲属“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表示“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又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现在也许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并解释说：“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螺丝钉。”

来到吴家枣园，毛岸英身穿粗布衣，头扎白羊肚毛巾，同农民一起睡土炕，一样喝稀饭，啃窝窝头，一起下地干活。手上磨起血泡，也不愿休息。经过几个月的锻炼，毛岸英不仅学会了各种农活，而且身体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由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并养成了与农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了种地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