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总指挥冯老师划出最后一个休止动作，赞许地看了我一眼。

（2006年）

卖猪肉的女儿

在我们老家，逢初一十五，或哪位菩萨过生日，或什么特定的佛教庆典日子，大一点的庙子都会举办庙会，非常热闹。

赶庙会的人各自用小布袋装一把米带去，分量不定，够自己吃的就行，好意思拿得出手就行。然后统一交到庙子里的大伙房，领取一枚号签。再各自去各个殿堂拜菩萨，每个菩萨都要拜遍。然后再到主殿听大师父讲经。那时在大雄宝殿里，信徒们密麻麻黑压压地盘腿坐着。师父讲完经，又有和尚开始唱经，木鱼铜磬铜钟齐鸣。大殿香炉里燃着手指粗的一炷长香，等香燃完了，一轮听经的仪式才算结束，所有人磕头起身，揉着酸胀的腿退场。下一拨等待在大殿高高的门槛外的香客紧跟着涌进去，各自占着一个蒲团坐下，又有人捧一支长香端正地供上。就这样，一轮一轮地进行着，等吃饭的时间到了，就统统凭号签去伙房领饭。

吃饭的时候最有趣，别看都是虔诚的信徒们，但一涉及吃饭问题，统统毫不含糊。提醒吃饭的圆筒铁钟一敲响，所有人拎起香袋包包就跑，一个个跟踩了风火轮似的，伙房瞬间就被挤得满满当当。尤其是蒸米饭的大木桶边上，更是铜墙铁壁一般，别说挤进去，就算抢着饭了，也不容易从里面挤出来。

实际上，四川新疆相隔万里，详细的经过她怎么能知道？只能反复强调：“太突然，太突然了……”——据说，她父亲一大早像往常一样摸黑起床，给孙子做了早饭。目送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之后，返回屋子，悬梁上吊。

“怎么会这样？”

“老糊涂了！”

“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糊涂了！”

“总得有个原因吧？”

“根本就是老糊涂了！老得啥子也不晓得了！”

什么原因也没有，一个老人死于非命了。他如此厌恶自己的命运。

她包好剁成块的猪手，却迟迟不递给我，又说：“老家只得他一个人了，二道（以后）哪个谨佑（服侍）他？讲呷好几道，硬是不来。我们回去接他来他都不来。老家还有啥子嘛？我们又哪们回去得到？在新疆，有吃哩，有穿哩，哪点不好？我们都来呷这么久了，哪们不习惯？老家有啥子好哩呢？就他那么一个人，也不晓得一天到黑守到起哪样……”

我这才有点明白怎么回事。

当年我们决定离开四川来到新疆的时候，外婆的事情就很让人发愁。她当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死活也不愿意离开故乡。但若是不和我们一起走的话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家乡，已经没什么亲人了。从我大外公算起，我们家在新疆已经生活了三代。我妈妈更是从小在新疆长大，满口河南话，竟然一句家乡话也不会说。

外婆五十岁来新疆，早年也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若不是因老外婆——她的养母瘫痪了，她于七十多岁那年又回到了四川服侍更老的老人，说不定早已经在新疆扎根了。她一生南下北上、往返无数，这把年纪，该消停消停了。可是，我们却令她在耄耋之年仍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无论如何，不能把外婆一个人留在家乡。于是我们生拉硬拽，硬把老人家带到了新疆——这一离开，怕是永远都回不去了！出发前，她所在的民间佛教协会的老人们纷纷来找她合影留念，所有人都已经把这次分别当做死亡一样的永别了！

外婆是多么不愿意离开啊！她的坟墓也修好了，棺材十多年前就停在祖屋的堂屋里了，寿衣寿帽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做好这一切准备后，她的整个生命从容了下来，无所惧怕了。

我们家乡的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后，就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买棺材，做寿衣，选坟地，刻墓碑。这并不是什么不吉利的事情。一方面也能为后代减少麻烦，万一自己哪一天突然谢世，不至于让晚辈措手不及，处理不当。

可是，外婆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后，却突然改变了人生。一切被打乱了，她远远离开自己的坟山和棺木，一无所有地去到新疆。她被迫放弃一切，远远不知该如何重新开始。

眼前的这个卖猪肉的老板娘，早年一定是为生活所迫，来到新疆打拼。渐渐地终于能够安身立命了。如今，不但自己活了下来，还给后代创造了稳定的生活。

可是她的父亲却做不到。这个一生都不曾离开过故乡、不曾离开过童年的老人，一定是倔强而柔弱的。他临死前的最后一晚，一定愁肠百结。他又一次披衣下床，推门出去。踩在熟悉的田埂上，默念蚕豆该下地了。又想到儿女们一遍紧似一遍的催促，想到自己年近七旬仍然未知的命运，便暗暗下了决定。

更早些的时候，每当他扛着农具走在乡坝里，迎面前来的人问：“你的女娃子在哪哩？硬是好多年没见了。”

他笑着回答：“在新疆卖猪肉。”

又有人问：“你哪么又不去新疆哩？”

“我哪么要去新疆？”

“新疆好得很噻！”

“新疆哪点好么？”

一笑而过。皆无用意。

乡间的清晨雾气浓重，当他摸黑起来给小孙子做饭，想到这是自己在世上为亲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该是多么矛盾、心疼啊！他明白这一生还有许许多多的早饭要做，却硬生生就此了断了……

我至今仍不能体会何为“背井离乡”。但我与一个有着故乡的老人生活了那么多年，与她一同流浪，一同刻骨感觉着无依无靠、无着无落。再面对这死者的女儿，看着她一边絮絮叨叨地哭诉，一边磨磨蹭蹭给我找零钱，好像这一刻是命中注定，让我接受这场巨大的暗示。

是的，我与这个卖猪肉的老板娘素不相识，但她却将自己的那么多事情，片刻之中统统倾倒予我。从此之后，再也不记得我是谁。她也顾不上我是谁。她至亲的亲人在几个小时前死去了，但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猪肉还要继续卖下去。

而我呢，拎着猪手，懵懵、紧闭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位悬梁的老父亲的事，萦然绕怀，挥之不去。他的卖猪肉的女儿还对我说，照规矩，死者要停放三天，才能发丧出殡。但有人请阴阳先生过来排算了一下，说本日出殡最吉。况且上吊自尽的人，不得停留时间太久。估算一下时间，现在已是中午，他应该已经下葬了，从此深深躺在泥土中，再也不会发愁离开和停留的事情。

（2006年）

植树

阿克哈拉虽然偏远，但植树节还是要过的。到了那一天，村长亲自一家一户上门通知，要求居住在公路两边的店铺和住户在自家门前搞绿化，一家七棵树的任务，谁也跑不掉！于是大家一大早就扛着铁锨在路边挖坑。坑的规格要求是一米乘一米。这是个相当大的坑。

我妈仗着在所有人中年龄最大，总是耍赖，才挖半个坑就撂锨不干了，嚷嚷着太难挖了。并厉声质问村长为什么别人家门口的空地上全是砂土地，就我家门口是石头地？

其实大家门口的地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其他人刨出石头后没吭声而已。

村长非常为难，想了又想，说：“这怎么可能？这个应该很好挖嘛！来来来——”他冲着正在商店门口看热闹的小伙子堆里喊了一嗓子，“胡尔曼，你来给阿姨挖一个做示范！”

小伙子跑过来，接过锨就“夯哧夯哧”地干。到底是年轻人啊，不一会儿一个大坑就挖好了。

然后村长又转向正晒太阳的努肯：“孩子，来，再给你阿姨示范一个！”

这样一共揪到三个小家伙，解决掉了三个坑。可后来再也抓不到人了，村长只好亲自做示范，并一口气给“示范”了两个坑。

“你看，好挖得很嘛！不过，既然你认为不好挖，就给你减掉一个坑的任务吧。你把你那剩下的半拉子坑挖好就算了……”

我妈乐不可支。今年的植树节这样就算过去了。

树植好后，村里专门雇人天天浇树。据说每月给两百块钱。揽下这活的是个黑脸矮个子男人。他家有一台小四轮拖拉机。他每天载着大水箱去乌伦古河边拉满水，再开到路边一棵一棵地浇，相当认真。但这活必须得两个人干，于是每次他都带着一个助手，自己八岁的小儿子。

父亲驾着四轮拖拉机，“吐吐吐！”慢慢地开，小家伙拖着出水的黑色胶管在后面慢慢地走。每经过一棵树就停下来，打开水阀，给每棵树浇十几秒钟时间。他公平而郑重地对待着它们。我想，遇到特别瘦弱的树苗，他也许会多浇一会儿吧？因为他也是一个瘦小的孩子。

太阳明晃晃、辣的，正午时分再没什么人愿意出门走动了。公路上只有这父子俩耐心缓慢地移动，好半天才浇完这段公路的一面。水没了，孩子跳上拖拉机。两人去河边拉来第二趟水，再浇公路另一面的树。这单调、寂静的劳动。

阿克哈拉是没有什么树的，家家户户的泥土院子里都空荡荡的。村里免费发放果树苗，不停地鼓励大家种树。我家也要了几棵李子树苗，整个夏天倒一直好好地活着，叶子稠稠的，绿油油的。到了冬天，为防止冻坏，妈妈用干草把苗干仔细地捆扎了起来。但第二年还是死了。

阿克哈拉的树差不多全生长在村庄北面一公里处的乌伦古河边。乌河是这片戈壁滩上唯一的河，从西向东，最后汇入布伦托海，沿途拖曳出一脉生意盎然的狭窄绿洲。河边河心都长满成片的杂林，胡杨、柳树之类。可除此之外，大地茫茫，戈壁坚硬干涸，沙漠连绵。也许这个地方并不适合树木的生长，也并不适合人的生存。

没有树愿意扎根的地方，村庄的根也很难扎下吧？阿克哈拉作为在牧民半定居工程推进下新建成的一个村庄，从大地上凭空而起，不知还要等多少年，才能像一个真正的村庄那样，结结实实地生长在大地上。

无论如何，人们已经停留在这里了，家也一一落成了。并且年年都在种树，年年都在努力。沿着河流两岸已经开垦出了大片的土地。除了草料，地里还种了芸豆、打瓜、玉米和葵花等经济作物。大家努力经营着这个村庄。除了义务植树外，拉铁丝网、打围墙（圈住一块块土地，防止牛羊破坏农作物）、春天清淤水渠等劳动统统作为义务分摊到了每家每户每个人头上。以前在喀吾图也是这样的。比如打围墙，每户人家都有十米的任务。得自己和泥巴、翻出土坯，然后再自己码墙。不出力就出钱。我家当然没有那个力了，只好出了两百块钱。

妈妈也想在院子里种点什么，但我家宅院地势不好，土质也差，泛着厚厚的白碱。妈妈就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拉了两板车戈壁滩中的红土倒进坑里，再拌上羊粪捂了一个冬天。次年夏天便种上了蔬菜，每天都用水泵从深深的井里抽水浇灌。这一小片菜地的长势倒蛮喜人。结出来的番茄跟柚子一样大，可惜太酸。黄瓜长到手臂粗，可惜太苦。南瓜一长就长成了车轮，可惜什么味也没有。唉，水土太差！

（2005年）

十个碎片

1992年的夏天，我小学毕业，收拾完课桌里最后的杂物，永远地离开校园。当我抱着一摞书走下楼梯，有几个外校的男生堵在楼梯口抽烟。我从他们中间穿过，这时突然认出了其中一个。

说不出是喜悦，还是为掩饰某种害怕而强装自信。或者是某种有目的的尝试？我忍不住停下来，站在他面前，对他说：“你可能忘记我了，可是我还记得你是谁。”

说到抢饭，我外婆最厉害了，每次都能冲到最前面，一马当先，所向披靡。为此，每次都把听经的场次尽量往前排靠，争取不耽误吃饭的时间（罪过罪过）。但偶尔某次运气不好给排到后面，吃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长香还迟迟没燃完，这时，她就会跪在那里冲门槛外的我使眼色，于是我就爬进去从她身边的香袋里翻号签。那时我还小，偶尔一次两次不守规矩应该无妨嘛。我拿到号签就往伙房跑。在那里，穿青灰色衣帽的俗家弟子已经把几大桶米饭热腾腾地摆出来，准备好敲钟了。这样，我总是能帮着占个好位置，排在最前面。

庙会里的东西全是素饭，豆腐粉条青菜之类。但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好吃！实在太好吃了！每次赶庙子，我都可以连吃三大碗米饭，尽管外婆交给伙房的份子米只有一小把。

女领唱出场，激越昂扬的女高音回荡在练歌大厅。这时我的第一个梦趋于尾声。微微睁开眼睛看一看教练，确定一下安全感，立刻又被汹涌而至的困意揪住脖子后领，抛向漆黑无底的悬崖。我挣扎着抓住悬崖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稻草毕竟只是稻草，加之上面又被当头狠踢了一脚，瞬间彻底坠入了意识的深渊。

深沉睡眠只维持了十秒到十五秒钟。男女声开始附和女领唱的二声部时，睡眠尽头出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第二个梦的情节仍进行得如火如荼。梦的内容好像是在洗苹果，洗完一个又一个。第三段过门的奏响，如同在记忆中被奏响。苹果还在不慌不忙地洗着，一个苹果红一些，还有一个不太红。这时，女声的一声部压倒了男声的二声部，我边洗苹果边清晰地分辨着男声那边出现的细微差错。男女声开始齐合尾声，女声323起，男声171起，很好，完美无缺。架子鼓黑管小号电子琴等一切乐声逼到近旁，我睁开眼，精神焕发地“啊”出最后一个音符，响亮干脆地结束了此曲。

那么腹腔为什么会震动呢？因为指导老师说，唱歌不能只有嗓子用劲，于是我就把劲儿挪到肚皮上了。

那一年，我们全家就外婆手气最好，一连摸到了三条毛巾和一大把铅笔。

唉，一想起这些遥远的往事，就觉得把外婆带到新疆实在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让她离自己熟悉而喜欢的生活那么遥远！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家乡再也没有亲戚了，她年龄也大了，不可能继续独立生活。

今天外面下雪了，隔壁开始清理菜园。这意味着外婆今年的偷芹菜生涯从此结束。整个夏天，那是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菩萨啊，再给外婆找点别的事情做吧！不要让她太寂寞。

我大约就是最蔫巴的一个了。不知为什么，平时精神蛮好，一到开始合唱的时候，就开始打瞌睡。几乎每天下午同一时间都会站在同志们中间——就着锣鼓喧天的架子鼓、黑管、小号、电子琴的进行曲旋律，以及一百多号人声嘶力竭的大合唱——小睡一觉，还边睡边点着头。为此，左右的同志们都奇怪坏了，这样也能睡着啊？

还有一部分劲儿挪到了胳膊上，因此一场彩排下来，胳膊累得抬都抬不起来了。

总之说的是打瞌睡——那股困劲儿，简直不给人一点点商量的余地！说来就来，当头一棒。每当男同志那边开始齐声“啊——”地进行二声部时，我也开始“啊——”地发蒙了。

第一段在男女合唱中结束。当第二段的过门以感情升华状态激烈奏响时，那股瞌睡劲儿也排山倒海、势如破竹地逼将过来。我束手无策，立刻垂下眼睑，停止一切行为，只剩嘴巴一张一合地跟着大家对口型。

排练大合唱

工会主席米拉提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平时在酒桌上，一个比一个唱得好。到这会儿，一个比一个蔫巴！”

今天外婆想吃猪手，我去买猪手的时候，得知猪肉店的老板娘刚刚在两个小时之前接到电话，被告知自己家乡的老父亲在今天清晨自杀了。

老板娘一边熟练地给我剁猪手，一边诉说事情的经过，不时停下来流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平时上班可从来没打过瞌睡啊？

大约因为腹腔震动，气血下行，涌注丹田，导致上部的大脑缺氧，所以……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