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尤为可贵的是，黄如军先生非常认真地逐一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本中的讹误。

本书在2008年出版了新版，补充了十年来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新成果，改正了初版的讹误之处，以崭新的面貌呈献给广大读者。考虑到《邓小平改变中国》这一书名更加鲜明，所以新版本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在《光明日报》编辑部评选的“2008十大年度图书”之中，《邓小平改变中国》居首。

《光明日报》编辑部对本书的推荐语是：

确实，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上海的文友都开玩笑称我是“半个北京作家”。

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为了创作《邓小平改变中国》，我在北京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西北郊的中央党校采访。

这次，作者对本书再度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使本书更加臻于完美，更加反映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国命运的那次大转折，记述在1978年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叶永烈2012年4月19日于上海

小引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今已经成了一句挂在中国人嘴边的话。可是，这次只开了五天的会议，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怎么会成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呢？

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这句话，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见；这句话，在人们回顾往事时，总要这么说；这句话，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在中国知名度极高的会议，所以人们在讲话时，常常习惯于省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甚至省略为“三中全会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没有主词──“”——因为其他的党派也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于“三中全会以来”，当然更不准确，不仅没有主词，而且没有“届”──因为几乎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开过“三中全会”。

尽管人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者“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人们还是这么说着──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太著名了，所以谁都明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至“三中全会以来”，指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确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

中国自从1921年7月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举行过17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数十次中央全会。光是1949年10月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便已经召开了25次中央全会。

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中央全会，其深远的意义

超过了许多次中央全会，甚至超过了许多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令人瞩目，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57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严重错误：晚

年的“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的，到了十年“文革”达到了顶峰。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奉行“两个凡是”方针，仍继续着“左”的错误。直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终于结束了这21年的“左”的迷误，把全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去。

正因为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纵观中国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在的领袖地位。从此，逐步形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遵义会议的：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的领袖地位。从此，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是这样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因为有作领导核心，“**”就没有把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正因为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正因为这样，“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成了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的一次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怎样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本书以宏大的篇幅，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向你细细记述这个“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以及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细细记述中国当代历史性的大转折，帮助你细细理解那句人人都说的“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深刻内涵……

《邓小平改变中国》写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黄如军先生的评论指出：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仅就笔者个人所接触过作品而言）。这主要是指：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结束后，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例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同时，本书也较为真实地描述了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说，本书有历史感，作家对大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从总体上看，主要内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部长篇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你又去北京！”每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上海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问我。

纵观中国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逐步形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为了写《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我在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有一回甚至采访到深夜11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总共采访了20多人，录了近40盒磁带，拍了3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中央党史研究室仔细地审读了全书，给予热情的肯定。审读工作在1998年1月结束。这时，正好赶上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出版社以6天的高速度印出了此书。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评。其中，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杂志，在1998年第4期发表黄如军的长篇评论文章《关于党史、国史重大题材纪实作品的几点思考——兼评叶永烈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我决心写一部姐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比起遵义会议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1994年，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对每一个生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1978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那一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本书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真实记录了从1978年10月“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描述了参与其中的诸多重要人物，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路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1200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22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的22部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40万字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时全书为50多万字。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