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迟浩田勇于负责。他把这一情况向《解放军报》当时负责人张志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作了认真的汇报。后来，又经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力争，终于闯过这一关，使《解放军报》蒙冤的干部得以平反。

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他在那里平反冤假错案，受到人们的称赞。可是，后来居然被打成“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批左英雄”。

尽管如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却非常看重迟浩田。

笔者多次采访过陈伯达。他回忆说，他很匆忙进驻《人民日报》。进驻的最初几天，每天由他口授一篇社论。这样，通过《人民日报》，一下子就把“**”之火，在全国点燃起来。

这一回，《人民日报》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叶剑英明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必须马上把《人民日报》的大权夺过来！

叶剑英向《人民日报》派出了工作组。这工作组的负责人，便是迟浩田将军。

迟浩田一进《人民日报》，下令逮捕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迟浩田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领导层中宣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迟浩田是这样宣布的：

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迟浩田宣布：“《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线。”不言而喻，迟浩田所说的“党中央”，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央。

迟浩田严正警告：“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迟浩田规定了纪律：“中央未公布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

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总编辑达一年零20天。直至1977年10月28日才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李庄记得，迟浩田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日子里，上上下下都喊他“老迟”。迟浩田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李庄称迟浩田所率的工作组，是进驻《人民日报》最后的一个工作组，也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组。

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分别由耿飚、迟浩田进驻之外，新华社和《红旗》杂志作为重要的“喉舌”，也撤换了领导。

由于耿飚是当时中央宣传部门的总负责人，而他来自外交界（他原本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于是大批调集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进驻”宣传部门。

据原驻德国大使王殊告诉笔者，这出于两种原因：第一，耿飚熟悉外交界的干部；第二，外交官们长驻国外，一般来说，跟国内“四人帮”体系没有太多瓜葛。

一时间，出现了“大使当总编”的“史无前例”的有趣现象。驻德大使王殊，便在那时当上了《红旗》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

《红旗》杂志作为中央的理论刊物，在1958年6月创刊时，总编辑是陈伯达。

1970年9月，陈伯达被撤销总编辑之职。此后，《红旗》杂志虽然仍在出版，但是总编辑空缺。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殊于1977年1月起，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77年12月，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的曾涛，接替朱穆之，出任新华社社长。

1949年，新华社的首任社长是陈克寒。从1952年12月起，社长为吴冷西。吴冷西在1966年6月下台，由熊复继任。半年后，熊复下台，胡痴、王唯真曾先后担任过代社长。1972年9月，朱穆之被任命为社长。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虽说1976年10月6日夜晚中南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叶剑英规定要“保密两个月”，所以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昨夜的大事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保持沉默。

10月7日，中国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先播出当天新华社的两则重要电讯。这两则电讯，在10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这两则电讯，其实是在10月8日作出的两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重要决定是《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1、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主席纪念堂。

2、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这一决定，明显地违背了本人在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华国锋明知在1956年作出过这样的建议，可是在1976年的特殊的情况下，却不能不作出为保存遗体、建造纪念堂的决定。“文革”把对于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顶峰。华国锋作为指定的接班人，他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就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以求“符合民心”。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这么谈及关于纪念堂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建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第二项决定是《中央关于出版〈选集〉和筹备出版〈全集〉的决定》。这项决定指出“尽快出版《选集》第五卷”。

其实，《选集》第五卷的编选工作在此前有过两起两落：

《选集》第五卷在《选集》第四卷出版之后，曾经由陈伯达主持编选过一个待审的初稿。陈伯达曾经对笔者说，当时他报审阅，因“倦于看旧作”而搁置下来。《选集》第五卷原本要在1969年10月1日作为向国庆20周年的献礼书，也因不同意出版而取消。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经由胡乔木主持编选《选集》第五卷，后来因“批邓”而中止。

这时，在原先两次编选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选，终于在1977年4月15日出版了《选集》第五卷。在《中央关于出版〈选集〉和筹备出版〈全集〉的决定》中，有一句话是引人注意的：

出版《选集》和《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这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是去世以后第一次这样公开见报。

在去世之后，由“舆论总管”姚文元把持的新闻传媒，从来不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例如：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所以，从“党中央”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文件的不同提法，其实悄然地反映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不过，尽管《人民日报》和中国各报都在1976年10月9日醒目地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却没有多少细心的读者从中悟出中国政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最大机密”

尽管叶剑英要求“保密两个月”，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惊天动地之举，而报纸天天要出版，广播天天要播出，怎么也无法“保密”。

就拿事件来说，当时也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身陷囹圄，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居然在出逃后的十来天，就知道了这一绝密的消息。

当时，严慰冰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动向可疑，便提审了她。不料，严慰冰竟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当时，连中国的一般干部都不知道出逃，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党内出了大事

一桩”呢？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慰冰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地看《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上，总是提“以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她发现，那几天报纸上本来应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

她又听见狱中的广播喇叭里，忽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严慰冰作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所以，她得出结论：“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确实，“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便“透露”了“党的最大机密”！这篇社论是配合两个决定而写的，阐述两个决定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中这么一段不平常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篡改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社论中的这段话，显然在“有的放矢”！究竟谁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呢？究竟谁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呢？社论中特别令人不解的一句话是提到有人“篡改指示”，究竟是谁呢？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看了这篇社论，也意识到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这篇社论上的几句话，泄露了的“最大机密”！社论中提到的“篡改指示的人”，指的就是“四人帮”。

在去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围绕着一句“指示”，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句“指示”，就连那位英国记者韦德也注意到了：在追悼的大会上，王洪文不安地从背后窥看华国锋的讲话稿，关注着华国锋的稿子上有没有那句“指示”。

这句“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5年9月28日，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迟浩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迟浩田这名字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迟浩田在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之中是后起之秀，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萧力”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不久，又被指派为联络员，去做别的工作去了。不过，“萧力”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曾发生过所谓的“绑架”事件。这一事件被说成是“反‘萧力’就是反、反”，一下子使《解放军报》不少人蒙受冤屈。

迟浩田进入《解放军报》之后，便着手解决所谓“绑架”事件。他经过调查，认定那是一个假案。可是，要解决这一假案，却不容易，因为这案子是过问的，必须经同意才能解决。

那是1971年9月13日爆发“事件”之后，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两报”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迟浩田一进《解放军报》，就感到颇为棘手，内中最为棘手的要算是“萧力”问题。

与1957年一样，在发表那篇重要社论的前一天——1966年5月31日——委派陈伯达率工作组，突然进驻《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据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他是在1966年5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紧急会议的。会上宣布，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迟浩田生于1929年，山东招远人。他在1944年加入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

1949年5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之际，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便是迟浩田。

就这样，迟浩田创造了奇迹：三个人逼降了国民党青年军204师的师部和三个营总共1000余人！为此，迟浩田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萧力”何许人？和所生的女儿李讷也。“萧力”，也就是“小李”的谐音。李讷姓李不姓毛，其原因便是由于父亲在中国如日中天，姓毛太不方便，而本姓李，所以女儿用李姓。但是，即便叫李讷，后来也广为人知。于是，在“文革”中用了“萧力”之名。

李讷于195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夏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

在“文革”的浪潮中，1966年盛暑，在《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李讷在《解放军报》也“炮打司令部”。她以“萧力”之名，写了批判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的大字报。赵易亚下台了。“众望所归”，26岁的“萧力”成了《解放军报》总编辑。

在进攻上海市区时，他们遇上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青年军204师占据着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苏州河上的咽喉──西藏路桥。双方打了十来个小时，仍难解难分。

5月25日子夜时分，迟浩田带了两名战士王其鹏和张瑞林，决定孤军突袭青年军的师部。迟浩田三人在黑夜之中，游过苏州河，摸掉了对方的哨兵，潜入青年军204师师部。他们抓住了该师上校副师长，要他下命令缴枪投降。那位上校副师长在迟浩田铁枪的威逼下，只得下达了投降命令。当桥上的青年军奉命撤离，萧连长立即命令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

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点将”迟浩田，派这位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将领前往《人民日报》。

于是，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则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

此后，迟浩田在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营教导员。1952年立一等功。回国后，迟浩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政治部主任。

1960年，迟浩田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担任师政委，后来，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为什么马上从唐山抗震现场急调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呢？叶剑英看中迟浩田，是因为迟浩田也有着“文官”经验：

当时，21岁的迟浩田担任先头部队济南第一团三营七连的指导员，连长为萧锡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