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从1977年6月17日起，宋平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宋平便在甘肃注意到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在宋平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这两个座谈会，座谈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所提出的“真理标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6月25日，作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宋平指出：

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的第4天——1978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肃省委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紧接着，6月30日，《甘肃日报》发表了“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编辑部召开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的报道。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甘肃对“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意味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再只是局限于北京，局限于中央报刊。这一讨论，开始在各地展开，而甘肃打响了第一炮。

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发扬党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省委宣传部和本报编辑部于6月27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最近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要文章，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在兰州的部分大专院校、省委党校和兰州市委党校、部分厂矿企事业和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同志。

报道对刚刚发表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家在座谈讨论中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重要文章，正确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符合的一贯教导。这些文章对、“四人帮”多年来颠倒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我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认真学习。

报道批判了对思想的“绝对化”、“宗教化”的错误倾向：

大家指出，多年来，、“四人帮”反对马列主义和思想的一个十分恶毒的办法是，打着“高举”的幌子，宣传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最高真理”、“绝对权威”、“句句照办”等等，从而把马列主义和思想绝对化、宗教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窒息马列主义、思想的革命灵魂，否定它是科学真理。

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马列主义和思想，从根本上埋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致整个毁坏党的革命事业。这是他们糟蹋和反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最卑鄙的伎俩。

报道虽然没有点“两个凡是”的名，但是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四人帮”流毒的反映：

我们许多同志至今办事情，做工作，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看它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对广大群众有利，而是依它是否符合本本而定；执行上级指示，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本宣科，照抄照转，当“收发室”，等等，就是这种流毒的反映。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下定决心，彻底清除它们的流毒。

应当说，地处西北一隅的甘肃，在当时能够如此态度鲜明地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之后，仍不顾“禁令”，在各省之中第一个站出来积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不容易。

笔者托宋平之子向宋平请教：为什么甘肃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会在全国领先？有没有来自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1996年5月29日，宋平给予了答复：“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发起的，并没有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

宋平说：“甘肃率先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因为当时甘肃不开展这个讨论，不批判‘两个凡是’，任何工作都无法进行。”

宋平还说，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甘肃也是在全国比较早的，因为甘肃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农民很穷。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农民早就没饭吃了。

笔者得知当时主持《甘肃日报》工作的总编辑刘爱芝，如今已经调往北京工作，便于1996年5月26日对刘爱芝进行采访。

刘爱芝这名字，很容易令人误会是女性，在“文革”中进“牛棚”时甚至把刘爱芝列入打扫女厕所的名单。其实，刘爱芝乃男子汉。他曾在《红旗》杂志担任编辑，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甘肃。平反后，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甘肃日报》总编辑。

刘爱芝说，正因为甘肃穷，又深受“左”的长期祸害，所以“穷则思变”，深知不批“左”、不批“两个凡是”，甘肃翻不了身。在宋平同志领导下，甘肃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们都切身感到，“左”的东西不清除不行。抓住了批“两个凡是”，就是抓住了当时思想工作的根本。

刘爱芝说，他从1959年起就遭受“左”的灾难，所以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甘肃日报》上关于甘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即出于他的手笔。

刘爱芝说，《甘肃日报》在宣传报道个体经济方面，在全国也是最早的。当时，甘肃农村出了个养鸡致富的个体户，他跑去采访，写报道。宋平同志看了报道，很赞赏，指示写评论加以推广。

甘肃一马当先，早于第二个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份——黑龙江省——达40天！比起别的省份，更可谓遥遥领先了！

科学家加入战斗行列

七月流火。随着气温的上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战也不断升温。

北京哲学界和甘肃省理论界相继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自然科学家们也加入了这一讨论。

其实，自然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已提及，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第3天，高能物理学家何祚庥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确实，在自然科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道理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的。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理论，只有经得起实验——也就是实践检验——才能确立。这是众所周知的，是谁都承认的。

中国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傅鹰教授有句名言：“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所以，任何科学理论，只有经得起事实（实验）的检验，才被承认为理论。正因为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国科学界得到热烈欢迎。也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之后，主持科学方面领导工作的方毅就非常重视这篇文章。

方毅，福建厦门人氏，1916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他曾先后担任过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

据方毅秘书郭曰方告诉笔者，对于方毅来说，1977年1月13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方毅的工作发生了大变化，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方毅从对外经济联络部的领导工作，转向了科学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

当时，郭曰方正在对外经济联络部值班室工作。忽然，陈慕华找他谈话，说是要调他担任方毅同志的秘书，并立即随方毅同志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郭曰方服从了组织的分配，立即收拾文件，随方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动向中央要求抓科学、教育工作。于是，方毅成了邓小平在科教工作方面的副手。那时，邓小平跟方毅在工作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方毅很认真地贯彻邓小平对科教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在1975年第二次复出时，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只是胡耀邦刚刚对这个“文革”的“重灾区”进行调查，还没有展开工作，就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了台。如今，方毅继续着当年胡耀邦未竟的工作。

虽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左”的影响还非常深刻。郭曰方记得，他随方毅一到中国科学院，第一件事是去看望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接着，就忙着跑研究所。方毅说，他必须对一个一个研究所进行了解，摸清存在的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方毅在1977年8月上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出席了会议，并在8月8日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科学家们深受鼓舞。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中国科学院传达之后，科学家们群情振奋。郭曰方记得，那时每天一上班，办公室前就排起了长队。中国科学院冤假错案成堆，蒙冤者听说方毅来了，纷纷前来向他申诉。为了能使方毅考虑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工作，郭曰方代表方毅出面接待一个个来访者，然后把情况向方毅汇报。

郭曰方说，他那段时间的工作非常累，方毅比他更累。即便如此，方毅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在深夜仍有三项“雷打不动”的安排：一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二是坚持半小时学习外语，三是坚持半小时练书法。在完成这“雷打不动”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发动科学界积极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项工作后，方毅还要跟郭曰方谈明天的工作安排。

郭曰方回忆说，那一段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极度紧张，往往半夜刚睡下，又被送机要文件的通讯员叫醒。所以他在方毅身边工作了两年多，便因患胃癌不得不紧急住院……方毅的体质也差，因为方毅曾在解放前坐过七八年监狱，受过各种酷刑的折磨，身体遭受很大的损害。但是方毅的毅力是惊人的，他顽强地工作着，挑起了科学界拨乱反正的重任。

自1977年9月起，方毅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自1978年3月起，方毅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方毅非常重视。因为方毅深知，不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科学界就无法清除“左”的恶劣影响。

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也和方毅一样，积极赞成在科学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这“三科”，便在方毅主持下举行联席会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讨论，表示支持。会议希望中国科学界重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各界之中，方毅领导下的科学界最早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响应。

当然，这次会议还只是一次动员会、表态会。

1978年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正式召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讨论会借用的名义是“纪念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1周年”。按照惯例，人们在举行纪念活动时，很重视逢五或者逢十。

1977年7月，是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他们并没有进行纪念。可是，在这“41周年”时，却举行纪念会。其实，无非是借用这一名义，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罢了。因为这“两论”，特别是《实践论》，反复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在“两个凡是”仍十分盛行的时候，借用著作来批判“两个凡是”，乃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

甘肃地处大西北，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在政治上也只是一般性的省份，然而，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委之中，却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宋平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宋平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9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那时宋平全家5口人，拥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

1972年，宋平出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甘肃第一个发出响应的声音

据宋平之子宋宜昌告诉笔者，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宋平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宋平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奖，得了奖——300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宋平去北平上学。

这样，宋平进入北平农业大学。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宋平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59年，中国的钢铁生产指标定为年产1800万吨。

1960年，宋平调任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宋平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宋平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宋平当顾问。这样，宋平才算又开始工作。

1949年后，宋平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

我们要刻苦学习，弄懂理论。路线是非是可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问题已经有了实践，有些问题还有待继续实践，真正通过实践有把握了，心里也就踏实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坚持真理，当老实人。要拿出勇气，追求真理。

紧接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在兰州召开。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作了重要发言。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练，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要损耗……

宋平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的计算，证明了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宋平指出，当年完成1800万吨钢是很困难的。宋平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宋平的肩膀说：“质量！质量！”

1936年，宋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宋平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宋平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