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6
周扬的讲话很直率，态度很鲜明。周扬讲话的“核心句”，乃是很明确地说“真理标准”问题是“思想政治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
周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位负相当责任的人士强调说，“真理标准讨论”是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于是，在会上有人专门出了一些“纯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以求把这场讨论纳入学术轨道。
接着，邓力群讲述了自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认识经过：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说实在话，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邓力群着重指出、“四人帮”“打着旗号打击的力量”所造成的复杂局面，指出拨乱反正的艰难性：
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是“砍旗”的。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这就关系到对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事关重大，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搞清楚，对它作出明确的回答。当前确实存在着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这样一种观点、一种思潮，所以值得我们来讨论。
如果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那是砍、“四人帮”的旗。
周扬在讲话中，尖锐地称“两个凡是”派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
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背诵个别词句，而不是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不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那你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正如早在延安整风时说过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是要否定它，要削弱它。只有彻底否定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
在首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诚如周扬在讲话中所说：“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来，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从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等，都只是发表内部指示、讲话，尽管这些内部指示、讲话非常尖锐，但是在报刊上却见不到一篇“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真的不写文章吗？
不，不！一篇“大文章”，从1978年7月底开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着……此是后话。
、“四人帮”打着的旗号打击的力量。这个非常恶毒的策略，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各项工作，对新的问题的探讨，遇到很复杂的情况。现在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批判他们歪曲、篡改、攻击马列主义和思想的罪行，必须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思想体系。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他们是怎样打着旗号，又是怎样歪曲、篡改、反对思想，怎样反对的革命路线，怎样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够粗枝大叶，不要以为反正是歪曲、篡改，就不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放松在理论战线上同“四人帮”斗争的任务。我们是要维护旗帜的。批判“四人帮”的歪曲、篡改，正是为了恢复旗帜的真面目。如果不严肃对待，就会由于疏忽轻率而犯一些自己不想犯的错误。所以，有了自信以后，还建议同志们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当然，我们的自信本身，也是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的表现。我们要负起责任，在完整地、准确地维护思想问题上，做得越来越好。
周扬在担任中国文艺界联合会主要领导时，曾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平心而论，他也曾受“左”的深刻影响，做了不少错事。例如，在把丁玲、陈企霞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等事上，周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扬的可贵在于复出之后，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于“左”的一套进行深刻的批判。他主动地、诚恳地向过去被他错整过的人进行道歉。也正因为这样，在批判“两个凡是”时，周扬始终站在第一线。
周扬在1937年秋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就对待思想的态度问题讲到了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按照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办事的。这是很好的。第二种人尽管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思想，实际上却往往忘记、背弃甚至反对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三种人比较少。他们不但自己背弃和反对实事求是，而且反对别人实事求是。他们认为，只要不是照抄照转照搬，当“收发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我们搞哲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支持、遵循哪一种态度呢？我想在座的同志都会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遵照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上有动摇，我们很多事情就无法前进。
邓力群的报告，对于理论界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很好的发动作用。哲学家冯定、《光明日报》编辑部马沛文、《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使会议的“气温”不断上升。
内中，《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的讲话，声明只“代表我自己”，“完全是个人意见”。他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是说到了“两个凡是”派们的“根子”上去了，所以才会引起他们那么强烈的反对：
如果说，邓力群的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的“凤头”，那么这个讨论会闭幕式上周扬的讲话则是“豹尾”。
1949年后，周扬是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周扬遭到“四人帮”的严重迫害。《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声称中国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周扬被指斥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追溯这条“黑线”，一直“追”到30年代所谓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瀚笙。
姚文元在1967年第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对周扬的“批判”推向了“”。周扬在“文革”中被投入监狱达9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复出。
因为这种思潮，认为“句句是真理”，凡是革命导师讲过的话，句句都要办。
周扬尖锐批判“两个凡是”
周扬之所以这么说，还因为有一位负相当责任的人士向大家保证说，对于“真理标准”问题，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分歧。也就是说，“真理标准讨论”绝不涉及政治问题，涉及中央主要领导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
周扬难能可贵的是说真话，指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真实情况：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周扬还很鲜明地批判了所谓的“砍旗论”：
周扬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发表讲话的。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益阳县，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日子里，加入中国。此后，他曾在上海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上海局文委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者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本来并没有太新的论点，可是为什么它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对，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呢？……我觉得现在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是说到这种思潮的根子上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