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2
邓小平是从朝鲜访问归来路过东北的。邓小平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早在“文革”前就有着多年的交往。在“文革”中，1975年4月中下旬，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邓小平与金日成举行了4次会谈。
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典。
邓小平从朝鲜归来，在东北进行了视察。邓小平也敏锐地注意到，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两省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已经跑在全国前列，只是吉林稍稍落后一步。
毛远新经常打着的旗号，动不动就是“主席指示”。人们弄不清毛远新所说的“主席指示”，究竟是不是的指示。在“两个凡是”盛行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一听说是“主席指示”，就不敢批判，即便是实践已经证明是错了的，也不敢否定。
诚如1978年8月11日《辽宁日报》关于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的报道所指出的：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就是以他的“指示”、“讲话”和“精神”作为律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让全省人民服从他一个人的意志。
怎么样高举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思想。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思想的“精髓”的概念。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说：
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真理标准”大论战推向全国
1978年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初是由《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是自下而上的。
然而，中央当时并没有就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各省市委下达要求开展的文件，没有号召各省市委对这一问题表态。也就是说，没有自上而下地进行发动。各省市委最初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纯属“自发”。
在邓小平吉林谈话前，已经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自发”地明确表态的有5个省委、自治区党委，即甘肃、黑龙江、新疆、辽宁和福建。他们的表态，是陆陆续续的，像一声又一声稀疏的掌声。
邓小平在吉林的谈话，给了正在全国逐渐推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极大的鼓舞。在邓小平这次谈话之后，全国各省委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频率”大大加快，数量迅速增加，犹如爆发了一阵持续的、热烈的以至“雷鸣般”的掌声。
这样，一下子便形成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氛围。两年前，中国在秋天进入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赢得了“十月的胜利”。978年的秋日，中国又爆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论战。这种全国大论战的热烈气氛，使“两个凡是”派们陷于空前的孤立之中。以下以当时报纸的报道先后为序，用粗线条勾勒在邓小平吉林谈话之后，全国开
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大致轮廓：
广东——
197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注：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为韦国清）在广东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学习会上讲话，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针对性很强的实践问题。
浙江——
9月26日，《光明日报》报道：
浙江省委常委连续召开讨论会，学习和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新近召开的讨论会上，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和省委书记李丰平发表了意见。他们说，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进一步揭批、
“四人帮”，对推动当前的实际工作，对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江西——
9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
9月25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在江西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的开学典礼上说，最近在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能不能真正高举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河北——
10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在最近召开的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我党培育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肃清和“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
青海——
10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谈到关于检验真理标准这场讨论的意义时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争论。青海省委最近召开州、市、县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认真讨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在会议结束时，谭启龙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内蒙古——
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最近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局以上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拨乱反正，大治内蒙古，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宁夏——
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委、县委书记会议，联系实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发言。他说，当前，在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我们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捍卫马列主义、思想原则立场的重大斗争。
四川——
10月13日，《光明日报》报道：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同志，最近在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在理论上有深远的意义，而且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陕西——
10月14日，《陕西日报》报道：
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在理论界，近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问题：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完全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反对这个观点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要“句句照办”的人，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思想的。希望同志们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湖北——
10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最近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场讨论，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问题，是高举思想伟大旗帜，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问题，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陈丕显同志是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天津——
10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
天津市委11日举行学习讨论会，认真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和第二书记黄志刚在发言中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落实华主席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苏——
10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最近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高举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思想体系，正确地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速度，都具有深远意义。
广西——
10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
10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在会上就当前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意见。他说，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落实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贵州——
10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最近在省委召开的一次理论学习座谈会
上作总结发言时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湖南终于赶上“末班车”
进入1月，没有表态的省份继续表态，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战向纵深发展：
山东——
11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0月16日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十分重要。
安徽——
11月3日，《安徽日报》报道：
安徽省委最近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部长会议，围绕着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讨论研究了当前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任务。
山西——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最近召开的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抛弃。
上海——
11月8日，《光明日报》报道：
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11月3日在市委党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出于反革命目的，把它根本颠倒了，搞得很混乱。他们否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否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否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
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鼓吹颠倒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倒过来”哲学。张春桥抛出了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便跟风胡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无非是两条腿，一会儿理论跑在前面，一会儿实践跑在前面，就这样一前一后。”
他们偷偷地把精神抬到第一位，并进一步把实践第一的观点歪曲为“经验主义”，变成打人的一根棍子。谁要坚持实践第一，谁就是“经验主义者”，谁就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谁就要被打倒。他们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猖狂反对按科学态度办事。谁要真正按照马列主义、思想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犯了弥天大罪，就要饱尝他们的帽子、棍子的滋味。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他们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帮。
吉林——
1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
他们打着用马列主义、思想“衡量一切”、“改造一切”的幌子，实际上，却是把他们的帮理论、帮思想冒充为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顺之者兴，违之者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特殊身份论”跟“两个凡是”串在一起，常常分不清哪些是指示，哪些是“帮指示”、“帮理论”、“帮思想”，使辽宁对于“四人帮”的批判不断受阻。这样，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辽宁很自然就涉及“特殊身份论”。
如前所述，张平化到了吉林，终于谈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语出惊人：“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现在宣传华主席。”
在张平化走后一个来月，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来到东北视察。
最近一段时期，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全国正在热烈地展开讨论。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中央指出：“辽宁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发展迅猛，局势稳定，生产上升，中央对此表示满意。”虽说毛远新被列为“‘四人帮’死党”，但是在批判他的时候，人们却不能不小心翼翼，那便是由于毛远新有着“特殊身份”。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联系辽宁的实际，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剖析了“特殊身份论”。
197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八、九期合刊上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任仲夷在文章中批判了辽宁“迷信‘特殊身份’”的错误倾向。他指出：
除了甘肃、黑龙江、新疆、辽宁四省、自治区领先之外，地处东海前线的福建省也追了上来。
在廖志高讲话的影响下，福建省也热烈开展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在吉林再批“两个凡是”
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省委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态度鲜明。大约正是因为这样，1978年8月初，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去东北，在黑龙江、辽宁两省，避而不谈“热点问题”——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如果迷信“特殊身份”，他们都能成为迷信的对象。由于迷信“特殊身份”，
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了，马列主义的觉悟没有了，党性没有了。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时，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点了“两个凡是”的名，给予很尖锐的批判。
邓小平着重谈了“高举思想旗帜”的问题。他以为，“高举”有两种，一种是“真高举”，一种是“假高举”。他指出，“两个凡是”是“假高举”：
1978年9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9月2日在福建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廖志高指出：
有些同志对“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鼓吹的东西，有时也觉得不对劲，但因为是他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讲的，就不敢怀疑，只好“不理解也执行”。上当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不敢实事求是。固然，那个死党常常打着的旗号讲话，引用的片言只语，有它欺骗性的一面；但是，经过他歪曲篡改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思想的本来面目，根本不符合实际，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所以，这又是可以识别的。我们有的同志多年不学马列，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结果就迷信他。所谓“特殊身份”，不仅这个死党有，也有。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有很高的地位和非同寻常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