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4
怎么办呢？
《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终于想出了进退之策：上策，进——先派人跟谭震林商量，向他挑明《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请谭震林删去有关“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一部分；下策，退——如果谭震林不同意，那就把谭震林的文章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同意发表谭震林的文章，《红旗》杂志也就不必为“卷入”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担心了。
所谓“二月逆流”，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老帅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的猛烈抨击。内中，冲锋陷阵冲在最前面的，便是谭震林。
谭震林快人快语，不仅在怀仁堂的会上当面指斥张春桥之流新贵，被称为“大闹怀仁堂”，而且还在会后的2月7日，给写了一封亲笔信。
谭震林在这封信中，指斥“真比武则天还凶”！
谭震林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谭震林依然快人快语。当年他“大闹怀仁堂”，今日还是那样毫不含糊。
谭震林说：
要是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的不是特别恰当，这都好商量。文章的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
谭震林还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负责人，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找我好了。
谭震林最后这么说：
我对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这“两个凡是”，跟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
事情到了这等地步，“上策”无效，熊复只能采取“下策”，即把谭震林的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11月16日，《红旗》杂志写了这么一封信：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于是，谭震林的文章被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手中。
中央主席华国锋看了，批示同意发表。
11月19日，中央副主席批示：
文章确实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的批示，很明确地批评了《红旗》杂志。对于谭震林的文章，还是抽时间看了，在11月21日又写下一段批示：
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这一回，除了对谭震林的文章表示同意之外，又一次批评了《红旗》杂志。
对于谭震林的文章，看得最认真的，要算是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了。邓小平写下了这么一段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邓小平对于《红旗》杂志的批评，分量是够重的了。“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这句话，使熊复不能不慎重地加以考虑。
不过，《红旗》杂志的请示报告是写着“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汪东兴却没有对谭震林的文章表态。
汪东兴是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熊复见到了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的批示，不能不前往汪东兴那里再作请示。
汪东兴无奈，说：“那只好这样。”
于是，熊复把谭震林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上。
谭震林的文章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思想的发展——纪念伟大领袖导师诞辰85周年》。谭震林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
在《实践论》中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当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同志诞辰85周年之际，回忆在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就有助于我们看清伟大的思想的形成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
谭震林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即第四段，以整段篇幅，论述“真理标准”问题：
今天纪念的诞辰，缅怀的丰功伟绩，我们要继承的遗志，高举的伟大旗帜，就必须坚持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科学态度，正确地对待思想。这是我国革命继续取得不断胜利的关键。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四人帮”那样，把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在反对马列主义、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在文章结尾处，公开提出了与华国锋“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
谭震林在信中说：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说《红旗》“不卷入”就是卷入
谭震林给《红旗》杂志出了难题，他本人并不知道——因为他并不明白《红旗》杂志“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
10月下旬，谭震林的文章写好了，送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使编辑部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是因为谭震林的文章共分四部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专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在“文革”中，1967年2月，发生了著名的“二月逆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建议改称为“二月抗争”。
这封信，充分显示了谭震林的品格。他在信中所说的“他们”，也就是“们”，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新贵们。
此后，谭震林的命运可想而知。“们”诬陷他是“大叛徒”，在1969年被“疏散”到广西桂林，去“劳动改造”。不过，毕竟深知他这位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执意要“保”谭震林，所以在1973年的十大上，谭震林仍然当选中央委员。
谭震林在“不过”之后，讲了一句令《红旗》约稿编辑震惊的话：“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就历史谈历史，我要从现实着眼。”
这正是《红旗》杂志的“心病”所在。《红旗》杂志进退两难：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红旗》杂志“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就在《红旗》杂志进退维谷之际，谭震林又送来此文的修改稿，并且还附了一信，说明修改的原因：
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谭震林给《红旗》杂志出了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万分难堪。
在《红旗》杂志选中了谭震林之后，虽然文章到12月才发表，但是考虑到纪念文章有个修改过程，所以就在1978年8月，给谭震林打了电话，表示了约稿之意。谭震林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于是，《红旗》杂志就派人前往谭震林家，向谭震林谈了约稿要求、交稿时间。
这一谈，“麻烦”就来了。谭震林说，要我回忆井冈山时代的，这不难，我的记忆力还很不错。不过……
北京东城有座圆恩寺，谭震林家就在圆恩寺附近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
1978年11月14日，《红旗》杂志派人前往谭震林家，转达了编辑部的意见，希望他删去文章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部分。
谭震林要从什么“现实”着眼呢？他说，他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觉得很好。他要从在井冈山上的实践，写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成为革命真理。
谭震林并不知道《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红旗》杂志的约稿编辑哭笑不得，可是面对这么一位资深又耿直的老干部，却又不敢说三道四，只好等稿子来了再说。
1975年，谭震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