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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第9章 梁惠王(下) 4

于是,齐宣王又问道:“商汤、周武王原本是夏桀、商纣的臣属,臣属弑杀他们的国君,应该吗?”

孟子又回答道:“杀害仁慈的人叫做杀人贼子,杀害讲正义的人叫做残忍之徒,而像残、贼这些人叫做独夫。我只是听说周武王诛杀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没有听说有谁弑杀了自己的国君。”

【阐释】

【阐释】

在阐述国君重用官员、罢免官员和处死罪犯时,孟子提出,国君不能只听信左右近臣和朝廷官员的意见,而要以百姓的意见为准则,只有全国上下的百姓都支持,国君才可以大胆行事。

的确如此,左右近臣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而且还不一定能保证意见的公允;与全国的百姓相比,朝廷官员也是少数,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意见。只有让全国的百姓都发言,才能保证意见的正确和公允。

可以看出,孔孟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原本并不纯粹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相反,在那个时代,真正为封建国君效劳的其实是法家,这一点在秦国的发展历史上表现的极为明显:秦国是通过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改革才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而秦嬴政“一扫,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又离不开法家的另两位重要人物韩非和李斯的辅佐。甚至,在秦朝建立以后,儒家学派也没能为维护封建制度出一点儿力,反而被“焚书坑儒”,大加压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始,儒家思想才成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这些都是后话了。www.medabc.com.cn 江南文学网

秦始皇在建立秦朝以后,认为自己就此开创了万世之业,于是想从始皇开始,一直传到二世、三世。那么,孟子的“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的观点自然就引起秦始皇的讨厌了,所以他才要“焚书坑儒”,免得儒家思想扫他的兴。可是,秦始皇毕竟是个像商纣一样的暴君,自然也逃不过像商纣那样的命运,于是,他的大秦王朝刚刚勉强传了两代就灭亡了。

不管怎么说,孔孟所主张的早期儒学与封建暴政是不相容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1],则必使工师[2]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3]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4]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5]玉于此,虽万镒[6],必使玉人[7]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注释】

[1]巨室:大型的宫殿。

[2]工师:管理工匠的官员。

[3]斲:砍削。

[4]女:通“汝”,你。

[5]璞:含有玉的石头,或者是未经雕琢的玉。

[6]镒:黄金的度量单位。

[7]玉人:雕琢玉石的工匠。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对齐宣王说:“想要建造高大的宫殿,就必须要派遣工匠去寻找高大的树木。如果工匠们找来了高大的树木,那么大王就很高兴,觉得这些工匠干得不错,能胜任建造宫殿的工作。再后来,经过工匠们的砍削修剪以后,原本高大的树木又变小了,大王见了以后就很生气,觉得这些工匠到底是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一个人从小就学习了许多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到了壮年以后,就想把这些所学付诸于实际,然而,此时,国君又对他说道:‘你还是暂时放下那些大道理吧,先按照我的意思办事吧。’这会怎么样呢?假设现在有一块美玉,虽然值一万镒黄金,但大王肯定要找玉石工匠雕琢它。换到了治理国家的事情上,却说:‘还是暂时放下那些大道理吧,先按照我的意思办事吧。’这样做,与教导玉石工匠雕琢美玉有什么不同呢?”

【阐释】

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认为,有治国专长的人,才可能治理好国家,即使是国君,如果没有掌握治国之才,照样不能治理好国家。这个道理,正如孟子打的那个比喻那样,要雕刻美玉,非专门的治玉工匠不可,那么,治理国家也是一样,非有治国专长的人不可。

那么,贵为一国之君的国君为什么不能是有治国专长的人呢?虽然孟子没有明言,但也看得出,国君们都是父兄相继,代代相传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君是因为血统好,并不是因为有突出的治国专长。那么,在治理国家这方面,国君们又可以做什么呢?孟子认为,国君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只要做好选拔和重用有治国专长的人,让他们尽情发挥专长就可以了,不要干涉具体的治国方略。

然而,事实是,也许有一些国君可以做到选贤任能,重用有治国专长的人,但几乎没有一位国君能做到彻底放弃对具体的治国方略的干涉,总是不停的强调“姑舍女所学而从我”,让有治国专长的人处处受到掣肘。这虽然是荒唐而可笑的,但也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原因或许不是这些国君们自以为是,而是他们想要掌握权力的。

【原文】

齐人伐燕[1],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2]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3]。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4]。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5]。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6]食壶浆[7],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8]而已矣。”

【注释】

[1]齐人伐燕: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15年,燕国国王哙把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百姓都不服气,于是,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起兵讨伐子之,结果战败被杀,燕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齐宣王趁机讨伐燕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2]五旬而举:据《战国策》记载,齐军讨伐燕国时,燕军不仅不抵抗,而且还大开城门迎接齐军。结果,齐军只用了五十天就攻进了燕都,并杀死了燕王哙和子之。

[3]天殃:因违背天意而遭到的天谴或天灾。

[4]武王是也:指周武王讨伐商纣的事。

[5]文王是也:指周文王因为担心百姓不欢迎而没有起兵伐纣的事。

[6]箪:盛饭的竹筐。

[7]浆:米酒。

[8]运:转动。

【译文】

齐国讨伐燕国,获得了胜利。

齐宣王问孟子道:“有人劝我不要讨伐燕国,有人却劝我讨伐燕国。我自己觉得,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去讨伐另一个同样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只用了五十天就取得了胜利,如果只是依靠人力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不讨伐它,一定会遭到上天的责备。因此,我讨伐了它,我这样做对吗?”

孟子回答道:“如果大王讨伐燕国能让燕国的百姓高兴,那大王就应该讨伐它,古人里面的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大王讨伐燕国不能让燕国的百姓高兴,那大王就不应该讨伐它,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以齐国这样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一个同样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燕国的百姓却端着饭、提着酒迎接大王的军队,他们这样做,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大王能让他们脱离水深火热的生活罢了。如果大王不仅不能让他们脱离苦海,反而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那么他们就不会欢迎大王了,只会转而寻求别的出路。”

【阐释】

齐国出兵讨伐燕国,获得了胜利以后,齐宣王才召见孟子,问他该不该讨伐燕国。由此可以看出,齐宣王其实根本就没有接受孟子的思想,他怕孟子会反对他出兵伐燕,否则他会在出兵之前就询问孟子。这也许是孟子的悲哀,但孟子似乎并没有在意。

孟子的这个主张反映了他的民主意识,是人类早期的民主思想。但是,从操作层面来看,孟子的这一主张还是很难操作的,因为,从事实上来说,就某一个情况,不大可能听到全民一致的意见,甚至连全民都能保证发表意见都不可能。因此,孟子所说的“国人皆曰”也只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我们把握住“多倾听群众的意见”这一精神实质就够了。

孟子提出的“进贤必慎”是他“尊贤使能”的思想在选用人才上的进一步完善。对于选拔和任用人才,孟子强调“慎”。所谓“慎”,就是说,在选拔和任用一个人之前,要认真而详尽的考察他,这个考察不是听信左右亲信的意见,也不是听信朝廷官员的意见,而是听取百姓的意见。这种“进贤必慎”的谋略体现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主张“兼听”,尊重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二是强调审察,尊重事实。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也和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相一致。

齐宣王问孟子道:“商汤放逐夏桀,以及周武王起兵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道:“根据历史记载来看,是有这回事的。”

[2]贼:害。

孟子回答道:“国君在不得已的时候,甚至会把原本地位低下的人作为贤才提拔到地位高尚的人之上,把原本关系疏远的人作为贤才提拔到关系亲近的人之上。国君选拔贤才怎么能这样不慎重呢?假如身边的亲信认为某个人是贤才,大王不要急于相信;朝中的大夫也认为这个人是贤才,大王也不要急于相信;当全国上下的人都说他是贤才时,大王再详细考察他,发现他真的是贤才的话再重用他。如果身边的亲信认为某个人不可重用,大王不要急于相信;朝中的大夫也认为这个人不可重用,大王仍然不要急于相信;当全国上下的人都认为他不可重用时,大王再仔细考察他,发现他确实不可被重用的话,再罢免他。同样,身边的亲信认为某个人该被处死时,大王不要急于相信;朝中的大夫也认为这个人该被处死时,大王仍然不要急于相信;如果全国上下的人都认为他该被处死的话,大王再认真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该被处死的话,大王再处死他。这样处死他的话,才是全国的百姓处死的。如果大王能这样做,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官。”

从实质上看,孟子主张“进贤必慎”就是在主张“任人唯贤”,听取百姓的意见,并实践考察他,目标都在于鉴别他是否是贤能的。但是,尽管孟子主张“进贤必慎”,他也没有完全否定“任人唯亲”,因为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从总体上看,尽管有“任人唯亲”的一面,但主导方面仍然是“任人唯贤”。

【原文】

曰:“贼[2]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3];残贼之人谓之一夫[4]。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3]残:残忍的人。

[4]一夫:即独夫,指众叛亲离的人。

【译文】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在这一章里,孟子又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一句千古不朽的至理名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一论述不仅成了历朝历代无数次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无数次鼓舞了百姓们举行武装起义的勇气。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同样作为国君的齐宣王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为汤流放桀和周武王伐纣是人臣弑君的行为,但是孟子不仅轻轻松松的驳倒了齐宣王,而且从此以后,但凡听到了孟子这番言论的人,都不敢再有跟齐宣王一样的看法了。

【注释】

[1]放:流放。商汤起兵讨伐夏桀,获胜后,将夏桀流放到边地。

齐宣王问曰:“汤放[1]桀,武王伐纣,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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