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十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的出台

从1966年9月到1967年4月，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印象突出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件是学生们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过去说到路线，习惯的提法是正确路线、错误路线，革命路线、机会主义路线，很少听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出现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是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领导、派遣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在那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都已作了检讨，工作组也早已撤回，为什么还要批判呢？有什么值得报刊接二连三发表批判文章呢？中央文革领导人陈伯达、江青、康生为什么不厌其烦到处讲这个问题呢？我逐渐明白了他们是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但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中央常委，没有听说、更没有见过中央有要打倒这两位领导人的决定，怎么可以无视党的原则任意向他们进行攻击呢？

自8月下旬以来，清华园里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映演。多少天来，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红卫兵组织”的所作所为，我作为一个基层党的领导干部，再不向毛主席反映，听任这些”小将”们蛮干下去，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会被毁掉。要反映就会有风险，不反映则于心不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的妻子苗既英同志说：”你应当向主席反映，怕什么？不做亏心事，什么也不怕，现在只能写信，写好我给你送，我不怕。”她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坚定了我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的决心。这样我便开始了给毛主席写信。信集中写了我亲眼见到的红卫兵违法乱纪、违犯党的政策的大量事实。信的开头一大段说明了我的身份后，陈述了清华党委和蒋南翔同志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是衷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我们不是黑帮。信写好后，由苗既英直接送中南海收发室。苗既英同志这位受尽人间苦难的贫农的女儿，离家前对我说：”我什么也不怕，准备他们抓我，但这封信我一定要送到中南海，你把孩子们看好。”我们结婚20年来，我第一次发现她是那样勇敢、顽强和坚定。我15岁的女儿刘爱阳为了保证妈妈完成任务，自告奋勇地要陪伴妈妈一同前往。她们跑了整整五个小时，在中南海西门，有理有据耐心地说服了门卫，终于把信送到了中办收发室，并带回了收条。当我看到收条时，我高兴得在房里跳了起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写信。过了不久，我把写信的事，告诉了胡健同志，后来他也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我和苗既英日夜盼望中南海的回音。但送别了1966年，迎来了1967年，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而送上的信仍然杳无回音。苗既英鼓励我再写信，她说她再去送。她只能这样帮助我。她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苗既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株连遭到各种折磨和打击，两度挨整，身体精神都受到摧残，致使她患下多种慢性病，最后转为癌症。她是一位富有牺牲精神不知疲倦的共产党员，直到癌症已经扩散，仍支撑着疼痛的双腿去上班。1982年1月4日，她告别了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