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无门

上午，葛警医随所里的警车去把犯了死罪的霍明从医院接了回来，几乎忙活了一整天，才算把犯人在这个特殊的小号里安顿下来。医务室里唯一的一张医疗床，挪到小号里来做了这个叫霍明的死囚继续治疗的治疗床，氧气瓶、急救包等也从医务室临时挪了过来，因为谁也说不准伤情仍处不太稳定的霍明是否会出现意外情况，一旦出现情况，就得紧急救治，救成救不成，救的效果如何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因为警医责任心不强或应急设施不到位，从而造成犯人死亡之类的事故发生，那是要追究责任的。所以即使是像葛士成这样年届四十的老资格警医，同样也不敢大意，他甚至细致到，每一支针管放在什么位置，出现意外该先用哪种药后用哪种药，全都周密地考虑到了。

说老实话，自打霍明的案子两个月前发案以来，先是和局里刑侦方面的人员配合，将在抓捕中打算跳楼自杀的霍明送医院抢救，后是配合所里的看守人员，一连两三个月天天跑医院，既是看守霍明，别让他跑了，或是让其他无关人员随便接触犯人兼病人的霍明，更主要是代表所里关注霍明的伤势治疗恢复情况，一旦犯人符合回所关押的条件，立即将其送到所里关押，以防万一。要知道，这个霍明可不是个一般的罪犯，他可是个将妻子活活勒死的杀人犯，若有差池，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这两天霍明的伤情刚刚较为稳定，局里和所里就决定将杀人犯霍明送到所里看押，这样作为看守所的警医，葛士成也稍稍松了一口气，起码不用天天跑医院了，不用像个看守一样，整天担心犯人逃脱了。

霍明的脑袋上仍夹着夹板，他看上去已经好多了，甚至能够略为拗起身来和葛警医打招呼，这和两个月前抓他时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他从郊区的一幢公寓楼的五楼上跳下，虽然万幸没摔死，奇迹般地还有气，但人却像一截黄瓜似的整个儿摔烂了，身上到处是伤，一条腿也摔折了，更为严重的是颅骨开裂，出现呕吐、间歇性昏迷，进而连呼吸和心跳都没了，若非抢救及时，早就到阎王那儿报到了。

葛士成葛警医不办案子，通常对关押逮捕进看守所的人犯的案子没必要了解太多，不过对霍明的案情，两个月来他还是或多或少地从办案人员那里知道了一些。

霍明是开厂的，厂子不大，做些开关电器之类的小产品。不过说起开厂，这和他的妻子有关，他的妻子姓赵，原先和他同在一家市属大厂工作，那时还是他女朋友的妻子在厂团委当宣传干事，霍明在下面的车间里当技术员，一次偶然的机会，霍明的女朋友参加市电台招考主持人，竟然没费什么周折就考上了，当上了电台主持人。结婚以后，妻子设法将他弄到某局机关工作，虽然只是个小办事员，但工作轻松，没厂里当技术员那么苦。后来妻子又通过市里的一个秘书长，帮霍明搞到一笔资金和贷款，办起了小电器厂。霍明编制还在局机关，但却干起个体老板。霍明人不笨，加上妻子是干主持人、记者的，可以利用工作之便四处拉关系，小电器厂办得倒也有鼻子有眼，钱赚了不少。不过与此同时，霍明渐渐也听说了妻子和那个秘书长的事，起初他也没当回事，心想干新闻的整天在外面跑，有几个当官的朋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加之霍明自己厂里也忙得很，很少顾到家，所以对外面的传言也没在意。可没想到妻子渐渐地很少回家，她总是推说单位忙，或是去下面县里采访了，直到有一次霍明无意中翻看了妻子的手机信息，他才意识到妻子和那个秘书长已不是一般关系。

警医值班室旁边的一个监室腾出来做了小号，这样离看守所医务室比较近，警医葛士成给受伤的犯人霍明诊治方便一些，另外也不致因这样一个特殊的小号和其他监室混在一起，扰乱所里正常的监守秩序。

霍明虽然算是个办企业做生意的，但从根上来说，他还是很传统的那种人，他很爱他的妻子，自己也从不在外拈花惹草，所以知道妻子居然背着他和别人有那种关系（虽然那个秘书长曾经对他和妻子有过那么大的帮助），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今年夏天霍明去了一趟东北，回来后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喝了点酒，回家后洗完澡换衣服，无意中居然发现床上有一条男人的领带，那天妻子正好外面没活动也在家。霍明就再三追问领带是谁的（他自己没这种样式的领带），并且又将手机短信的事搬了出来。妻子一口咬定她和那个秘书长没什么事，进而和霍明大吵大闹，霍明借着酒性狠狠地抽了妻子一个嘴巴，妻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顺手操起一把剪刀就来戳霍明，戳霍明的手没戳到，便向霍明的脖子戳来，这下霍明可火了，一把夺过剪刀扔了，一怒之下扯过那条男人的领带勒住妻子的脖子，他自己感觉还没费什么劲，仅仅过了三四分钟，妻子的身子就发软了，又过了会儿，霍明摸摸妻子的鼻息，居然已气息全无。霍明开始慌了，赶忙手忙脚乱又是挤压胸部，又是向妻子口中吹气，忙着做人工呼吸。可忙活了半天，妻子仍然没有半点呼吸，连心跳也没了，霍明这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

他打电话报了警，打算自首，可放下电话，忽然又后悔了。的确，大凡杀了人，自首不自首，到了还是难免挨枪子。他惧怕那种感觉。所以放下电话以后，他就用床单匆匆将妻子的尸体盖上，随后便逃到他和妻子在郊区的另一处房子里躲了起来。而第二天警方一大帮人循踪追来时，他本可束手就擒，这样也不至于后来吃那么大苦，但不知为什么——也许他害怕被人逮住，五花大绑地抓走，及至后来又五花大绑地像宰一小鸡似的，拉到刑场去给毙了（碰上严打，说不定还要拉到街上去游街），他害怕那种感觉和场面，也许还没轮到挨枪子，他早就吓得尿裤了。

葛警医又向所里反映，似乎两个月来，包括目前仍在进行的治疗，因法院和检察院的干扰，效果大打折扣。换句话讲，他葛士成就像一个工匠似的，竭力要将摔坏的瓷器重新修缀起来，可有人却仿佛存心要将刚刚补好的器皿重又敲碎。所长听了葛警医的话以后一笑，说葛警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让他别管那么多，只要把所方该做的事做到了，作为警医该尽的责任尽到了就可以了，至于其他，就别管那么多了。末了，所长稍稍压低了一点声音说：“到了，那霍明还不是个‘毙’字？”听了所长这话，葛警医的心里一颤，觉得倒也是这个理。他再怎么精心，包括医院里那些医生费那么大事，好不容易把霍明给救活了，可犯人的罪行摆在那儿，也就是说就算他们将“瓷器”补缀好，补缀得再完美，到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砸碎。葛警医想想也觉得好笑，干警医也快二十年了，在这地方，有些事就是常常完全和医学的概念相反。见怪莫怪？别太书生气，他经常告诫自己。是的，除非他不打算在这儿干医生。

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葛警医没忘了向当值看守要了一副铐子，将浑身还裹着纱布的霍明的一条腿铐在治疗床的铁管上，这样进出小号基本上不用老是锁那又厚又重的铁门。他本来是不想管这事的，看守犯人是看守人员的事，跟他这个做医生的有什么关系？他把人接回来了，他就应该只管治疗的事。但所里领导讲，所里人手少，就让他同时代看着霍明，好在是在大院里，况且霍明还带着伤，就是让他跑，他也跑不起来。就像抓他时一样，警察踹开门不见霍明踪影，再看通往阳台的门大开，知道犯人从阳台上下去了，大家都不急，反正不死，也跑不了。下去一看，果然看见霍明像只摔得半死的狗似的躺在那儿动不了，血从他身上各个破口处涌出来，送到医院后，医生像堵闸门似的，将霍明身上绽开的伤口一一合上，最后在他的脑袋上夹上了两块砧板大小的夹板，好像不上这两块夹板，脑浆会随时从脑壳里像豆腐花似的流出来。当时葛警医就站在手术台旁边，他和那些医生都熟，他甚至还帮着传个剔刀，递个剪子，帮着按住霍明抽搐的腿脚（没打麻药），心里跟着发急，无论如何，作为医生，总不希望伤者死在自己的面前，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也算霍明命大，好坏挺过来了，身上的伤口还算恢复得比较快，这些天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也开始频繁地和霍明见面，询问霍明用领带勒死妻子的细节，本来葛士成是不同意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如此急于和一个伤情尚处于不太稳定的犯人接触的，但几位同志解释说，实在是被害的家属盯得紧，再加又处于夏季严打期间，所以才不得不抓紧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和检察院同时介入）。另外，或许他们也怕头颅开裂的霍明会出现反复，随时会死掉，这样杀人者算是自然逃脱了法律对他的惩处（被害家属也十分担心）。而身为医生，葛士成不愿意看到霍明每次经过询问后都汗水淋漓，有几次竟然伤口发作，犯人变得烦躁不安，不配合继续治疗。葛警医和法院和检察院商量能不能过一段时间，等霍明的伤情完全稳定了，再进行调查询问，可法院和检察院却婉言拒绝了。

要知道，他不过是个开个小厂过过日子的小老板（过去也不过是个机关里的小办事员），那样声势喧嚣的场面，他如何承受得了？总之霍明没等来抓他的警察破门而入，就选择了在一片山响的敲门声中从五楼阳台上跳了下去，企图以自杀来逃避日后可能给他带来的恐惧，也就是想一跳了之。谁知偏偏老天不让他死，或者不想就这么便宜了他。楼下有户人家是杀鹅的，天井里用塑料布搭了个棚子，霍明闭眼跳下楼以后，先落在棚子上，扯坏了棚子，而后才落在院子里，一下没摔死。虽说没摔死，但他落在一个灶台上，给铁器戳了，身上扯开了好几个大口子，腿别折了，颅骨摔裂了，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