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不是传说

如果没有意外，小刘备还将继续幸福下去，轻松愉快地从童年走向少年。可惜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如同今天时不时有飞机掉海里，动不动有流感来侵袭，当时的世界同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童年的刘备遇到的第一个意外是非常不幸的，它以不幸程度之高、伤害力之强，被公认为人生三大不幸之首——少年丧父。

国家公务员刘弘同志具体哪一年死的，什么原因致死，是不是因公殉职，同样没有人能搞得清楚。

即便是带头大哥，刘备也和身后的兄弟们一样，看不见前方的道路，也不知道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之中，作为有着皇族身份的卖过草鞋上过大学的特殊平民，他和他的这帮兄弟，究竟能不能干出一番事业。

能够确定的是，眼前的这条路，必然充满曲折充满艰险，这一去必然有一些兄弟回不了家乡，也许他自己也不能活着回来。

刘备再度回首远望家乡的方向，家门旁边的那棵大桑树依旧枝繁叶茂，像极了皇帝的车盖。

甚至，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刘备上了当时的小学——私塾，开始识字，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刘备十五岁的时候，拜大儒卢植为师，因此之前他一定读过蒙学——因为以卢植的名望与学问，教学生是不可能从启蒙知识教起的）。

我们知道，人在童年时代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在读私塾的几年里，刘备同学知道了很多很多在以后看来有意义的无意义的、在大人看来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他知道了他们的国家叫做大汉，国家的最高领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汉帝国建国已近四百年，有了很多个英雄皇帝；尤其是第一任开国皇帝汉高祖，是个神勇无比的大英雄，手提三尺宝剑斩白蛇起义，终于推翻了残暴的秦朝，又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国力无比强盛、疆域无比广阔、人民无比幸福的新国家大汉；等等。

对于刘备同学来说，他明白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刘备——就是大英雄汉高祖的后代，也算是大汉皇族一脉！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刘备同学十分开心。

于是，他常常以十分自豪的口气对他的同学们说：我就是大英雄汉高祖的子孙！是堂堂正正的大汉皇族！

可是，令他十分郁闷的是，他的同学们常常以十分鄙夷的口气对他说：切，别吹牛了，天底下姓刘的多了去了，凭什么说你就是皇族？

凭什么说是呢？小学生刘备自然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家问他娘，还有他叔叔刘子敬以及同宗的老人。

小刘备与家族成员讨论以后得出的结论十分肯定：刘备同学以及他的同宗都是大汉皇族，是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陆城侯刘贞的后代。

听起来很拗口吧？没错，刘备同学与汉高祖就是这么个关系。家族成员一致认为祖宗当过皇帝，是比较牛的一件好事，所以异口同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但支撑结论的证据十分缺少：除了知道他爹叫刘弘，他爷爷叫刘雄以外，从刘雄到陆城侯刘贞的谱系传承已经无从考证。由于家道衰落，不注重修家谱，或者家谱遗失，祖宗问题往往是子孙解不开的谜团。即便是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类似的问题还是无法解答，困扰着许许多多的人。

刘备就被祖宗问题困扰了一生。以至于很多年后他做了蜀汉皇帝，还是搞不清楚自己的祖宗。

其实刘备大可不必难过，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让他一个人头疼，也让一千八百多年以来对他感兴趣的很多人头疼。

如果这些人跨越时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阵容，根据他们的观点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说“是”的站左边，说“不是”的站右边，针锋相对，甚至带点火药味儿。

这些人中间的杰出代表是罗贯中同志，他在传世作品《三国演义》一书中，排除史料严重缺乏的困难，本着有条件要证明，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证明的工作精神，认真开展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不仅证明了刘备是汉景帝玄孙的问题，而且让刘备成功地当上了汉献帝刘协的叔叔，甚至创造性地给刘备的列祖列宗取了名字。

可非常不幸的是，劳动模范罗贯中同志勤奋钻研得出的这些劳动成果，又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指出是自相矛盾的，这样刘备就比汉献帝低了四辈，根本不是什么皇叔。

虽然刘备的祖宗搞不清楚，但他皇族的身份应该是靠谱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冒充皇族，那么肯定会被别人揭穿，尤其是被仇人揭穿。比如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一门心思要给大名人朱熹当孙子，尚且没能如愿，可见冒充名人后代的难度系数有多高。

刘备与曹操死磕了大半辈子，曹操集团的人往他身上泼的脏水够多了，却始终没有指出他的皇族身份靠不住。原因只有一个——不是曹操想不到，而是做不到。

因此，虽然我也找不出充分的证据，但还是认同刘备是皇族的说法。

后来人的争论，当时的小学生刘备自然不可能知道。他所知道的是，祖宗当皇帝已经是很遥远的故事（隔了三百多年），而且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其中中山靖王又是历史上著名的生育专家，只算儿子就生了一百二十多个（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到他这一代已经是刘姓皇族遍地走。作为皇族的他，只能有一样好处——听起来名头比较响亮。

比如，碰到陌生人之后，刘备同学说出自己的出身，一般只能换来一句“失敬失敬”，说完了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该干啥还干啥。

要是遇上个别心理有点问题的人，还会意味深长地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他的背影说：快来看啊，这小子是皇孙！然后传来一阵肆无忌惮且极富穿透力的开怀大笑。

不过，当时的社会是很讲究门第出身的，生在平民家庭的刘备同学，能有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名头，他还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大伙来选择自己愿不愿意作当朝开国皇帝兼大英雄的后代——在没有人能证明不是的情况下，相信举手愿意的是绝大多数。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

同样，刘备同学也选择了愿意。

不论别人相信不相信他的祖宗是皇帝，刘备同学自己是相信的，而且相信得那叫一个坚定无比。

一个人长期相信一件事，就会把这件事完全当真，并在不经意间下意识地表现出来。所以刘备同学每次提起自己身世的时候，总是语气平静，神情严肃，不容置疑地说出：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

而每次语气平静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刘备的内心其实很不平静。

当皇帝还是卖草鞋

前面我们说到，就算刘备同学认识到自己的祖宗是大汉皇帝，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他该干啥还得干啥，没有一丁点的变化。

比如说，他依旧和同学们一样一样地读私塾背《论语》，一样一样地玩游戏吹牛皮。

但在某一天，他吹了一个天大的牛皮。当时，他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又玩起了捉迷藏，又吹起了牛皮。大伙都玩得不亦乐乎，吹得天花乱坠。

轮到刘备同学吹牛的时候，他指着他家老房子旁边的一棵大桑树说：“我一定能坐上皇帝乘坐的车子！”（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谁都能听得出来，他不是想有朝一日坐上皇帝的车子，而是要坐上皇帝的位子。

刘备同学吹牛时，那棵大桑树正枝繁叶茂，远远望去，正如皇帝的车盖。

汉朝人都知道，皇帝位子的合法继承人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是刘备同学。他要想当皇帝，只能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而用不合法的手段夺取皇位通常有一个特定称呼——谋反！

参考资料：谋反大逆，夷其三族！

因此，刘备同学的这个牛皮着实把他的叔叔刘子敬吓了一跳，赶紧制止他说：“小孩子家不要胡说，小心被灭族啊！”（汝勿妄语，灭吾门也）

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气，被许多人认为是刘备年少有大志的铁证。陈寿在用笔极为简略的《三国志》中记载了这句话，自然也是这个意思。

在我看来，这句话不像是少有大志的证据，更像是地地道道的吹牛。如同今天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别人问起他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有不少小朋友会说长大了要当总统，当主席，甚至是国王、皇帝，等等。

世界的精彩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论他是多么幼小或是渺小。

小的时侯说长大了要当总统、主席、国王的小朋友，不一定是胸有大志。小时候说长大了要当工人、农民、老师的小朋友，也不一定是碌碌之辈。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不同。若干年后混出一个了不起的天地，那就被称为少有大志天生不凡；若干年后混到一个不起眼的田地，就被称为胡言乱语痴人说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一个人究竟能走出什么样的人生，更多要靠后天的努力与奋斗。

吹牛归吹牛，吹牛不能当饭吃，吹牛完了还得干正事。刘备同学当时的正事是上小学。

不久之后，他有了一样更为正经的事情要办——摆地摊卖草鞋。

自从国家公务员刘弘同志去世以后，刘备同学家里就没了收入，家底再厚也会坐吃山空，这样下去迟早得断粮。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八百多年，许多事情却没有多少改变。不论任何时代，除了皇帝一类的特殊群体之外，像刘备这样的普通人要想不饿肚子，就得找份工作不停地干活。

那个时代女工不受欢迎，刘备同学又没长大，孤儿寡母想要找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

于是，孤儿寡母找了一份门槛比较低的工作——摆地摊卖草鞋兼营草席。不是批发后搞零售，而是自产自销。好在编制草鞋草席的技术含量不是太高，孤儿寡母学起来不算太难。

很有可能刘备同学的母亲已经是个资深摆地摊个体从业者，在刘弘同志去世不久就入行了。

刘备同学应该是在小学毕业或者辍学以后，才正式加盟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

一个地摊主的成长

刘备同学虽然年纪小——这个时候大约是十来岁，但摆地摊这份工作有多么艰难多少辛酸，他是能体会出来的。

摆地摊这个职业源远流长，可以说是商业的原始形态，到今天至少有几千年历史了。

几千年以来，摆地摊都有几个显著的职业特点：付出多——辛辛苦苦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还要与城管队员玩躲猫猫捉迷藏之类的游戏；收入少——一般而言，只够糊口而已，指望摆地摊发家致富，别做梦了，洗洗睡吧。

社会普遍是嫌贫爱富的，人性大多是好逸恶劳的，因此摆地摊这份工作是上不了台面的。尤其在当时，是公认的下贱行业。

自认为是皇家子孙的刘备，从事这样一份下贱行业，沦落为地地道道的草根，不用说，他心里的落差那是相当的大。

不过，他只能如此，因为他要吃饭。刘备虽然不认识马克思，但他能领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的通俗含义——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所有的问题跟吃饭问题比起来，都不是问题。

面子问题就更不是问题。

刘备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卖一辈子草鞋（其实大多数地摊主都会这么想），但目前他需要的是坚持下去，卖好草鞋，吃饱肚子。

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毫无疑问，年少的刘备与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遭遇了人生的逆境——对他来说，这应该算是生命中的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逆境出人才，逆境是一笔财富，年轻人多吃点苦有好处，这些话的确不是用来忽悠人的。

逆境最能磨炼一个人的心志。

在遭遇逆境的时候，许多人在生活的重压和磨砺下渐渐失去了棱角，失去了自我，最终变得浑浑噩噩，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即便有一天机会来了，也只会擦肩而过。

然而，还有一些人，在逆境中越挫越勇，永不放弃。虽然暂时不得不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但他们心底的信念，却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会实现心中的理想，并且一直在为实现理想不断摸索切实可行的道路。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

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这两种人没有多大的差别。一旦机会到来时，他们之间的天壤之别就会立刻显现出来。

刘备正属于后一种人。

摆地摊行业的杰出代表、日后的蜀汉皇帝刘备，就在摆地摊卖草鞋的过程中摸索着，这让他学会了很多，成长了很多。比如说：

——胸怀。作为一个地摊主，首先要有足够宽广的胸怀。自己在风里来雨里去的时候，一些人什么也不做只知道醉生梦死；自己在啃窝头的时候，一些人什么也不干却在锦衣玉食；同时，还有一些人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是为了一口饭吃……这个时候不能走向偏激，需要一颗博大的心包容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如果心眼太小，那么即使不被饿死，也会被气死。看惯了这些别样的人生，看惯了几度秋月春风，才能胸怀广阔，眼界高远。

——等待。地摊主刘备十分需要等待，等待他的上帝——买草鞋的人出现。也许昨天运气实在太背，苦苦等待了整整一天连一双草鞋都没卖出去；也许今天鸿运高照，不到一个时辰七个同伴每人就买两双鞋。其他同龄人在尽情玩耍的时候，刘备却要守着地摊等待自己的上帝降临。这让他耐得住寂寞，学会了等待，等待着时机。

——诚信。草鞋今天卖得好，不等于明天卖得好。做生意的都知道，生意一直好才是真的好。要想一直卖得好，就需要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涿县县城人口不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诚信经营不只能招徕回头客，还让刘备获得了不少群众的好评（这一点在后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人无信不立，做生意，做人，都是一个道理。

——识人。基础的识人本领是要看清楚自己的上帝究竟是来买草鞋，还是来买草席的；是买大人穿的草鞋，还是小孩穿的草鞋；多少价位他们能够承受；等等。更进一步是有一双识人的慧眼，能够看穿人心。每天守在草鞋摊后边，看多了集贸市场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群，渐渐地，刘备可以一眼看出某个人是什么身份，什么性格，甚至这个人正在想些什么。识人才能知人，知人才能用人。

——坚忍。作为一个说过要坐皇帝位子的地摊主（哪怕只是吹牛皮），再加上不清不楚的皇族身份，必然要面对无数的流言蜚语，被人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这需要坚忍；卖草鞋谈生意，要给顾客介绍产品，讨价还价，费了半天口舌，结果顾客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有些人就会骂骂咧咧），这也需要坚忍。慢慢地可以忍受一切，坚忍不拔，折而不挠，直面人生，泰然处之。

——低调。即使N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成长了很多，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摆地摊卖草鞋的确是不幸的，他在卖草鞋的过程中不会感到多么得意和自豪，会逐渐变得不爱多说话（少语言）。不少人会拿他吹牛当皇帝和皇族的身份来开涮取笑，让他明白了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有些话是要讲究对象的，明白了“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的含义，这都让他从小时候的出言孟浪逐渐变得谦虚低调。

——和善。地摊主刘备毫无疑问是个草根，他的上帝同样也是草根。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刘备每天接触和面对的大多是平民阶层，比起那些从小锦衣玉食的贵族子弟更容易理解穷苦百姓艰难的生活状态，理解他们心中极其朴素的生活愿望。而且这些人还是他的衣食父母，他更要对这些人给予应有的尊敬。这让他从小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论对什么身份的人，都能做到和颜悦色、甘为人下。

……

如果你熟悉刘备一生的奋斗历程，也许你已经看出，这些优秀品质正是刘备日后得以成功的基石。

我们不能确定胸怀、诚信、识人、坚忍等优秀品质，当时的刘备能够学会多少，领悟多深，但我们相信，通过对摆地摊行业的亲身体验，这些品质已经在他还没有褪去稚嫩的心里，生根，发芽。

十多岁的地摊主刘备，就在卖草鞋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不在于个头长高了，财富增多了，而在于心的强大。只有心的强大，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刘备刚开始卖草鞋的时候会羞于见人、躲躲闪闪，那么在几年之后，他已经能泰然处之、安之若素。

有句话说：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同样可以说：摆得地摊，百事可做。

从摆地摊的郁闷中走出来的刘备，已经超越了自我。

兼职教授卢植

刘备加入摆地摊这个行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但他离开这个行业的时间，是确定的——十五岁。

他离开这个行业，不是因为找到了更有前途的工作，而是要去上大学。

那个时代，高等教育远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能上大学的人可以说是珍稀动物。而一个卖草鞋的草根能成为珍稀动物，绝对是个奇迹。

奇迹在刘备身上发生，并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在摆地摊这个行业里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靠卖草鞋积攒了很多金钱，只是因为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这位伟大的母亲，在经历了中年丧夫的巨大痛苦之后，不仅含辛茹苦地卖了多年的草鞋，一手把心爱的儿子拉扯长大，而且不计代价决定让儿子去上大学。

尽管这位单身母亲带着幼小的儿子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但她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平民家庭，要想改变儿子的命运，必须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学到更多的知识。虽然在那个时代，平民家庭靠知识改变命运很遥远，但不靠知识要改变命运就更遥远。

这也是她能为儿子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位单身母亲独自承担了卖草鞋养家糊口的工作，决定让儿子去上大学。

刘备的母亲是母亲中的榜样，与今天那些不怕苦不怕累、即便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上大学的父母比起来，她的事迹依然熠熠生辉。

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位母亲的名字，史书上连她的姓氏都没有记载。但我们需要记住这位母亲，不只是因为没有她就没有刘备日后的成功，更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母亲，身上体现出来的母爱的无私与纯粹！

这位母亲让人更为钦佩的是她的眼光，她让儿子上大学拜的老师，不是一般的教书先生，而是——卢植（字子干）。

东汉末年，卢植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人，不仅学问好，而且武略高，是地地道道的文武全才。

先说学问。卢植的老师很有名，是当时的学界泰斗、古文经学大家马融。

马融老师不只是学问大，派头也很大。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汉明帝皇后（马援的女儿）的侄儿，算得上是皇亲国戚，家中不是一般的有钱。

我们知道，治学讲究心静。但马融老师的讲堂却非常有特色：一边是弟子们在讲堂里子曰诗云，温故知新，书声琅琅；一边是讲堂前侍女如云，轻歌曼舞，环佩丁冬。

这样的学习环境，想必很多人早已心神不定口水直流想入非非了。但卢植却几年如一日，刻苦学习目不斜视（大户人家的侍女可有百里挑一的美女）。可见他的定力有多高，传说中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不过如此吧。

卢植的师兄更有名，是遍注儒家经典、一统经学的儒学大家郑玄。

郑玄师兄是个奇才，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能给大人们当老师讲述儒家五经了。

几千年以来，为《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做过注释的人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但一般来说，一个人只是精研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至于一个人能遍注群经并且长期获得肯定，还能作为官方教材的，除了郑玄，也就只有一千多年以后的朱熹能够获此殊荣。

老师很牛，师兄更牛，当师弟的卢植自然也毫不含糊，史称他“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后汉书?卢植传》），并且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两部儒学大作。令人遗憾的是，这两本书都没能流传至今（保护传统文化实在很重要）。

说起学问，马融、郑玄、卢植师徒三人可以相提并论，郑玄师兄略胜一筹。但说起武略，马融老师和郑玄师兄，也就只能望望卢植的背影。

后来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东汉中央政府首先派遣三个猛人率领政府军打了过去。这三个猛人名字分别是卢植、皇甫嵩、朱俊，排名第一的就是卢植。

根据惯例，排名第一的自然是最受器重的。这次也不例外，政府军排名第一的卢植，面对的正是黄巾军中排名第一的大头领——张角。

双方见面，不认识，那就打吧。打了几仗下来相识了，张角原来是个挨打的主，一路是丢盔弃甲边打边跑；卢植原来是个打人的主，一路是乘胜追击一顿猛揍。

张角一口气跑到广宗（今河北威县东），狠下心来决定再也不跑了，发誓死也要死在这里（不幸被他说中了）。虽然张角打不过卢植，但卢植一时半会也搞不定张角，双方就在广宗打起了持久战，战役从第一阶段的运动战进入了第二阶段的阵地战。

卢植有耐心更有信心与张角打持久战，但他的老板——汉灵帝刘宏同志却没这个耐心。加上有一个太监（这是一个已经灭绝的人种）左丰，由于向卢植索贿不成，便乘机进了几句谗言。于是汉灵帝临阵易帅，派遣董卓出任前敌总司令，文武双全的卢植却被抓到了京城洛阳问罪。

志大才疏的董卓兵败后，东汉政府调遣猛人皇甫嵩率军围攻张角。皇甫嵩沿用卢植的用兵方略，取得了对战争进程有决定性意义的广宗战役的胜利。卢植也就得到了中央政府上上下下的重新认识，不但立即被无罪释放，而且还东山再起担任尚书。

但卢植最受时人敬重的，不是他的文韬武略，而是日后董卓专权要废掉小皇帝时，眼看满朝文武的沉默和胆怯，面对屠夫董卓的嚣张与残暴，卢植一声石破天惊的正义抗争（群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

按照惯例，敢跟董卓叫板的人，大好头颅过不了几天就会搬家，卢植却毫发未损，仅仅是丢了官而已。不是董卓不想杀卢植，而是杀不起。因为卢植的名望与正直已经四海皆知举世无双，连杀人如麻的董卓也不敢去杀这样一个粉丝满天下的人。如果董卓杀了卢植，那么就成全卢植做了忠臣烈士，而把自己永远地钉在乱臣贼子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因此，面对卢植，董卓即使在心底恨得牙痒痒，也只能面露微笑装出一副大度能容的王者胸怀。

看来名气大了就是好啊，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后来的猛人曹操评价卢植时，说他是“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虽然曹操此人一生说过无数的真话，但只有这一句，我认为是最真实的。

短暂的大学生涯

刘备十五岁的时候，卢植已经人到中年。此时的卢植，除了在学术方面有些声望之外，还没有举世瞩目的名头，而且当时他的身体健康似乎不怎么好——他刚从九江太守任上休假养病。

卢植也是涿郡涿县人，与刘备是老乡。有着老乡这个身份，再加上皇族支脉的名头，刘备得以拜卢植为师，开始了大学生涯。

刘备读的民办大学，教学方式有点像今天的研究生教育，一个导师，辅导一拨学生，专攻几部经典。教授自然是卢植先生。史书上留下姓名的学生，除了刘备，还有两位：刘德然和公孙瓒。

刘德然与刘备同宗，只是辈分搞不大清楚。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通过观察刘备在卖草鞋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中的突出表现，认为刘备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由于刘备与刘德然上学的地方离老家很远，在京城洛阳附近的缑氏山中（今河南偃师东），因此上学的学费和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这就难住了靠卖草鞋勉强度日的刘备母子。为了让刘备读完大学，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刘元起，多次不顾老婆的反对资助刘备，甚至给刘备的开销与自己的儿子一样多（与德然等）。

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投资，其实未必，因为贫寒之家亲戚好友相互帮助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他们这么做并不全是为了回报。

虽然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活着就为两个字——利益，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有一些不掺加利益的成分，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韩信为一饭之恩报以千金，漂母却不是为了得到千金的回报而施与一饭。

另一个同学公孙瓒，字伯珪，是幽州辽西郡令支（今河北迁安、迁西一带）人氏，出身贵族家庭。

公孙瓒同学虽然有着令人羡慕的贵族身份，却同样有着让他无奈的地方——他的母亲不是正妻。在以嫡长子为继承人的世袭制度下，母亲身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因此，公孙瓒同学长大后没能像袁术、曹操等大贵族家庭的嫡子一样，一出道就被推荐为“孝廉”或“茂才”（当时还没有科举考试一类的高考制度，实行的用人制度是察举征辟制，后边会有分析），然后直接任命为级别比较高的国家干部。公孙瓒同学刚开始只是在当地政府部门做了一个小公务员（郡门下书佐）。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公孙瓒同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这句话的最佳定义。他凭借俊朗的帅哥形象，加上声音洪亮嗓门大的优点，很快得到了当地一把手太守大人的赏识。太守大人不但让他做了自己的东床快婿，而且公费派遣他到卢植门下深造进修。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教授卢植，研究的是儒学，刘备和他的同学，自然跟着学习的也是儒学。

东汉末年，儒家教学一般是采用儒学“五经”（《毛诗》、《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当时还没有“四书”之称）等著作作为教材。因此，刘备和他的同学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正是这些儒家经典。

儒学经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变革之后，取得正统地位。儒学的精髓，被董仲舒归纳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儒家学子的理想，也被总结为四个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的儒学讲授，多采用这种思想。

在卢植教授的谆谆教导和倾心传授下，刘备和他的同学们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刘备，从他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做人行事完全符合儒家的标准。

此外，身教甚于言教，卢植教授一身正气、忠心为国的为人处世风格，对刘备等人也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以说，刘备日后的做人理念和行事原则，正是在卢植门下读书的时候打下的基础。

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不是用来忽悠人的。读书受教育，虽然不一定能够得到金钱和富贵，但一定能够获得心灵上的成长，能够完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同学当中，刘备和公孙瓒非常合得来，两人称兄道弟，关系好得不亦乐乎。这也是刘备上大学期间的又一收获。后来他能在乱世中混出头来，得到了公孙瓒师兄的不少帮助。

可能是受到公孙瓒师兄的影响，草根出身的刘备，也喜欢上了当时贵族子弟才能享受的娱乐活动——喜狗马（打猎）、音乐、美衣服。

从这些喜好可以看出，刘备是一个很能合群的人。在贵族子弟成群的大学，草根出身的他没有顾影自怜、自卑自弃，而是和同学们和睦相处打成一片。

小时候能不能合群，是一个人长大后能不能当带头大哥的重要标志。一个小时候没人愿意和他一起玩的小朋友，长大后往往会成为一个孤僻偏激心理不成熟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刘备的人生道路远远比同龄人曲折艰难，卖过草鞋，上过大学，但刘备的身心还是健康发展的，没有走向偏激不合群的地步。

刘备读大学的时间很短暂。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的私人教学，没有固定的学制，另一方面卢植当教授也只是兼职，不是像孔夫子一样专职搞教育。

卢植教授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做国家干部，东汉政府哪里需要他，就会派他去哪里。毕竟他还不到不惑之年，正是为国家出力的大好年华。

卢植同志养病期间当兼职教授，过了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东汉政府需要他了——扬州庐江（治今安徽庐江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造反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恩威卓著又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前去开展工作。

这样的人才很难得。而卢植正是这样难得的人才。接到中央政府的通知后，卢植收拾行装，准备远赴庐江去担任地方上的一把手——太守。

于是，刘备同学的大学时光也宣告结束了。算起来，还不到两年时间，比现在的研究生学制还短。

离别的时刻，黯然神伤。当然最伤心的是刘备同学。

教授卢植，踌躇满志，目的地很明确——庐江，在他辉煌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

学生公孙瓒，泰然自若，目的地很明确——辽西，在很有前途的公务员队伍中继续打拼。

学生刘备，迷茫无奈，目的地没得选——回家，下一步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毕业即失业

确切点说，大学毕业的刘备同学，遭遇了与今天许多大学毕业生同样的问题——毕业即失业。

辛辛苦苦读大学，花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费了不少宝贵的青春，毕业之后却依旧找不到工作。

从那里来，就回到那里去。有什么起点，就有什么终点。

草根出身就永远只是个草根。

看起来这像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轮回。不是不懂得努力，不是没有去奋斗，只是努力过，奋斗过，一切的一切都是白搭。

这样的事情放在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都是一件让人非常郁闷的事情。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备，心中就非常郁闷。

尽管读大学并不是没有收获——良师的朝夕教诲，儒学的点滴领悟，潜移默化的成长，都会让一个人受益终生，但这些不是此时的刘备要思考的问题。

此时的刘备同学，思考的是怎样才能得到一份能够实现理想的工作——进入政府做公务员。儒家一向推崇“学而优则仕”，出仕正是所有儒家学子的梦想。虽然出仕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却是可以实现抱负的手段。正如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但只有吃饭才能活着一样。

人生不如意者常十之。刘备想要的工作，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让他更为郁闷的是，他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不要回到集贸市场，重操那一份没有前途的旧业——摆地摊卖草鞋。

大学毕业再去卖草鞋，这比皇族出身卖草鞋，更具有新闻价值。如果当时的新闻事业有今天这么发达的话，绝对早已炒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了。因为在东汉末年，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已经多得如同天上的星星数不清，而能上大学的人也就是其中最闪亮的几颗。能在卢植这样的超级教授门下学习两年，就更加难得。

在卢植教授的门下学习两年，毕业后却还要继续卖草鞋，这就不是难得了，完全称得上是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难度系数，远远高于今天的北大毕业生卖猪肉。

刘备不打算创造这个高难度的奇迹。

每一个男人都想有所作为。何况刘备还是有着皇族身份的男人，更何况他已经在卢植教授的门下受了两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诲，更更何况他的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很明显，继续摆地摊绝对不可能实现刘备心中的抱负。

刘备很郁闷，也很无奈。即使自己有着皇族的身份，即使自己在卢植教授的门下读了两年大学，他依旧找不到通往理想的道路，甚至连生计都没有着落。

与今天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同学一样，这时候的刘备也会失落，也会迷茫，一个人待在家里发呆，痛苦地思索着自己的出路。

不从郁闷中走出去，就会一直沉溺下去被郁闷淹没。不从迷茫中走出去，就会永远在无尽的迷茫中徘徊。

刘备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从自己的郁闷和迷茫中走出来，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走出来用了多长时间。

刘备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们依然要满怀信心地走出去寻找。

因为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希望。

涿县县城是涿郡政府所在地，可以算是中等城市了。在这里做生意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中山商人，一位名叫张世平，另一位名叫苏双。他们做的生意不是一般的生意——贩马。

当时的马就是今天的车，贵族官僚出行不是骑马就是坐马车。在战争时期，马的作用就更大了，是重要的军需物资，当时的骑兵绝对是今天的摩托化部队。所以能做贩马生意的人，等于经营今天的汽车行业加军工行业，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商人。

不过生意再大，他们也只是商人而已。当时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做工的不如种地的，种地的不如做官的。而做生意的，连种地、做工的人都不如。

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概括当时商人的特点比较恰当：穷得只剩下钱了。

张世平和苏双，就是两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人。

有一天，张世平和苏双在涿县城里见到了一个相貌不凡的年轻人：手很长，双手下垂能过膝盖；耳朵很大，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耳朵（这个有点离谱）；身高七尺五寸，大约是今天的1米73。

大家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刘备同学。

张、苏二人见到刘备的时候很吃惊（可以理解）。

片刻之后，他们更吃惊——刘备语气平静、不容置疑地说出自己是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

吃惊之余，张、苏二人表达了自己的敬佩之意。

刘备也知道了张、苏二人的商人身份，但他并没有对这两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人表示一丝的轻蔑，而是谦和地向二人问好。

刘备出身下层，又摆过地摊做过小贩，因此他对下层人民没有偏见，对大商人更没有偏见。这一良好习惯他一直保持了下来，对他日后的成功有不少帮助。

一个尊重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一个尊重商人的皇族，自然会受到商人加倍的尊重。

萍水相逢即有缘。何况遇到的是一个相貌不凡（当时的人们很看重这一点）、人格魅力挡不住的皇族，张、苏二人被雷到了。

张、苏二人被雷到之后的反应，是迫切想与这个年轻人做进一步的交流。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交流感情、建立友谊的地点一般安排在酒楼饭桌。

觥筹交错之间，随着双方相互了解的加深，张、苏二人发现刘备很不平凡，出身皇族，少年丧父，卖过草鞋，上过大学，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缺少的只是机遇。

不对，刘备还缺少另一样东西——钱。而这样东西，正是他们所富有的。

张、苏二人当即表态，身为商人社会地位基本等于零，不能给刘备提供太多的帮助，只能为他解决钱的问题，于是给了他很多钞票（多与之金财）。

从此，刘备不再为生计发愁，开始放开手脚，为实现心中的理想而进行前期准备活动。

在今天看来，这件事具有太多的传奇性，但绝对不是我凭空杜撰。《三国志》，惜墨如金的《三国志》，正文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不是说当时的人与众不同不爱钱财，不把金钱当做一回事，只能进一步证明，刘备的个人魅力不是一般的大。

当然，刘备利用当地人脉和手底下的一帮兄弟，为张、苏二人做生意提供一些帮助，因此受到他们的馈赠，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除了张世平和苏双二人，还有大批年轻人为刘备不一般的人格魅力折服，死心塌地地团结在他的周围。这些年轻人当中最出名的两个人，在千百年来早已是妇孺皆知，如果搞一个古人知名度调查，他们两个丝毫不亚于刘备，可以打进前十名。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益德）。

相逢就是兄弟

关羽虽然在后世有着“武圣”、“关圣帝君”、“伽蓝菩萨”等光芒万丈令人仰慕不已叹为观止的荣誉称号，但在涿郡与刘备相识的时候，关羽其实既无光彩也不得意。

确切点说，他的身份是一名在逃罪犯，他的状态是流浪他乡。

年轻的关羽为什么成了逃犯？史书上虽然没有交代，但罗贯中同志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为朋友出头杀了豪强。

为朋友出头杀豪强，的确非常符合关羽的性格特征：重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付出亡命他乡的代价；敢作敢为，后来从军上阵杀敌也就顺理成章；仇恨豪强，很可能是平民出身。而且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性格特点，也可以印证他出身平民阶层。

从老家并州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一路跨越万水千山，孤身一人逃亡到刘备的家乡涿郡，关羽已经见惯了人间冷暖，尝遍了雨雪风霜。

经过多年漂泊流浪的人，不论他自己承认与否，心底都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想要一个能够歇息的归宿。

就在关羽久旱盼甘霖的时候，刘备出现了。刘备不但给了关羽久违的家的感觉（寝则同床），让他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还让他有了志同道合的生死兄弟。

当年刘备和关羽的兄弟远远不止一个，但能够誓死相随、有始有终、不离不弃的是却只有一个——张飞。

张飞也是涿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与刘备结识的时间可能比关羽要早一些。

时间早晚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感情。这三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亲如兄弟。他们三人结识的故事，后来被演义成“桃园三结义”，不仅流传至今，而且影响了平民阶层的行为方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刘、关、张三人究竟有没有结拜为兄弟，也许是个千古之谜，但能够肯定的是：自从相识之后，三人的人生就合而为一，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刘备的目标，踏上了未知的人生旅途，永不相负。

因为难得，所以珍贵。

有意思的是，刘备对待关羽和张飞，还有后来的赵云，都有一个比较暧昧的做法——睡在一张床上。其实这么做当然不是他们有同性恋的嫌疑，而是毫无猜疑、亲密无间的表现。在没有入睡的时刻，他们也会像今天大学宿舍里晚上的卧谈会一样，谈理想，谈往事，谈未来，甚至谈女人，谈到激动处，也常常会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觉。久而久之，三个人好得就跟一个人似的，谁都没有私人秘密可言。

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这么睡出来的。

对于关羽和张飞来说，刘备不只是他们的兄弟，更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日后他们两人跟随刘备，在风生水起的乱世三国走出了各自传奇的人生。

刘备在这个时期结交的年轻人很多，远远不止关羽、张飞二人（年少争附之）。但江湖险恶，大浪淘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要么中途离散，要么在日后残酷的战争岁月中战死沙场，能够在青史上留下姓名的少之又少。除了关羽、张飞之外，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位——简雍。

简雍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在三国的乱世风云中，他虽然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但相信他的幽默，能够为一路上艰难拼搏、刀光剑影、生离死别的兄弟们，平添几分欢乐，淡忘几分忧伤。

在一个团队中，需要刘备这样的出色领导，需要关羽和张飞这样的得力人才，同样也需要能够制造轻松氛围的简雍。否则，在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挥之不去的沮丧和压抑，往往会让很多人选择离开。

兄弟有了，人才有了，团队有了，我的未来在何方？

作为带头大哥，刘备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思索着如何带领这一帮怀才不遇的年轻人，去实现心中那个永不沉寂的理想。

理想与代价

东汉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是积累了多少财富，不是出国留学或者移民，更不是成为娱乐明星，而是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就是东汉初年的定远侯——班超。当年班超立功西域、万里觅封侯的事迹，就如远处闪闪发光的灯塔，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学习班超好榜样，披荆斩棘，奋勇直前。

我们知道，要实现理想，就要付出非同寻常的代价。每一个男人都有远大的抱负，实现抱负的却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以沙场建功来说（后面会谈到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一将功成万骨枯，即便打了胜仗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人们常说的马革裹尸还，那算是运气好的——运气差的连尸骨都找不到。如果有人像班超一样不但没有死在战场上而且获得了封侯，那实在比今天买彩票中五百万巨奖的几率大不了多少。

就如今天的彩票还是有人买，当时的打仗也照样有人去。不是不怕赔本不怕死，只是因为回报太高，诱惑太大。

依据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当收益大于生命的价值时，就会有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回报。

那么，沙场建功的回报在当时到底有多大？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谈一下东汉的用人取士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我只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东汉时期，实行的用人取士制度是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高级地方长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以“孝廉”、“茂才”（原为“秀才”，因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改为“茂才”）等名目，举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后任命为官（比如曹操、袁术等猛人）。所谓征辟，则是由皇帝或中央政府直接征聘有声望的人出来做官（牛人袁绍走的就是这条路）。

察举和征辟，中心思想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理论上来说只要你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就能获得举荐或征辟，出仕为官。这相对于战国以前实行的贵族世袭制来说，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政策是由人定的，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

什么算孝廉？什么是茂才？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矮胖瘦一样，没有可以量化的具体标准，基本是有资格举荐的人事部门的领导说了算：说你是孝廉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茂才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望子成龙是父母的心愿，出人头地是儿子的。但儿子偏偏不争气不够举荐资格，这可怎么办？尤其是一些世代为官的干部家庭，要是儿子当不上干部，维持家族的繁荣昌盛后继无人，这绝对是对不起祖宗的严重问题。但官员亲自举荐儿子既不厚道又有舆论压力，急得这些干部团团转。

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人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举荐你儿子，你举荐我女婿。

对啊，成交！

于是，一些国家干部为了自己的族人、亲戚、门生能够做官，结成利益共同体，以维护既得利益，往往相互之间产生默契，采取这种方式。

这看起来是一种双赢的交易，可以说是古往今来、长盛不衰的社会潜规则。在吏治的时代更是司空见惯，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吏治已经极其败坏，当时就有一首民谣痛斥这种现象：“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

一个好端端的察举征辟制，就这样被人废掉了，最终演变成被官僚贵族集团完全垄断的内部游戏，与平民无关。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

此路不通走别路。因此，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沙场建功就成为平民阶层博取功名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成功了，你就成为新的贵族，抱负得以施展，青史可以留名。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不只是你，你的家族也从此改变穷困潦倒受人欺压的命运，进入上流社会。

当然，追求沙场建功大多数情况下是失败，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宝贵的生命。

用一部电影里的台词来说比较恰当：一步天王，一步死亡。

很残酷，但只有这一条路。

给你，你会怎么选？

实现理想的代价太沉重，改变命运的几率太渺小。

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平淡，在平淡的生活中渐渐放弃了自己年少的理想，忘却了自己远大的抱负，甚至美其名曰自我安慰说这是“成长”。

比如说一个混得比较背的人，年纪一大把了，依然怀着远大的理想，就会被人们认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至少也会给出一句评语：你娃还年轻。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们不同于一般人。

他们不是不知道实现理想的代价有多大，不是不知道实现抱负的几率有多小，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还是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

即使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到生命逝去的时候，依旧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价值而不是长度。人，终究是要死的。死，不足畏；生，不足惜。

重要的是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你做了什么。

人活着除了生存，或多或少还是有所追求的。很多人很多时候，是谋求生存与理想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生存利益向生活妥协更多一些，甚至有些人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但对于伟人来说，坚持追求理想更多一些，甚至有些人纯粹为了理想而活着，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甘愿放弃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

人生很多时候，是态度决定高度。理想会不会实现是个能力问题，自己有没有去努力是个态度问题。

刘备就是这样的人。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就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

就算不能证明我能行，至少也要证明我不行。

唯一缺少的，是一个证明的机会。

此时的刘备，以及他的兄弟们，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可以改变命运，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

另一个男人的选择

当刘备和他的兄弟们在漫无止境的等待中，肆意挥霍大把大把的青春的时候，另一个男人也在等待。

这个男人同样不是一个甘于平淡的人。不过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造反！

他的名字是张角。

东汉末年社会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宦官当权，朝政黑暗，吏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贫富分化非常悬殊，下层人民生活艰难（其实每个黑暗的时代都大同小异）。很多人，尤其是穷苦人民对社会非常不满。

张角正是一个对社会极其不满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不但对道教的五行学说等知识很有研究，而且对中医学也有一定的造诣。

当刘备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张角已经是个“大仙”了。他自称为“大贤良师”，在老家冀州钜鹿（今河北巨鹿）一带，建立了太平道组织，发展了一批早期会员。

张角的太平道，与一本叫做《太平经》的道教著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道教常见的内容，比如阴阳五行、长寿成仙、治病养生、通神占验、谶纬神学、灾异符瑞、善恶报应等等，《太平经》里自然应有尽有。但它之所以被张角选中奉为神书，是因为书中还有代表平民阶层利益，反对统治阶级欺压百姓，主张自食其力，宣扬周穷救急的思想。太平道的得名，以及教义、口号、章程等等，都是张角根据《太平经》创设的。

《太平经》里有一句话：“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上虽然有很多星星，却比不上一个太阳的光亮；天地间虽然有无数生命的活动，却比不上一位贤良的作为。张角的称号“大贤良师”，就是根据这句话得来的。

很明显，张角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救世主。

自封为皇帝、救世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群众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要让群众相信你是救世主，先给一个理由好不好？拜托！

真正让群众相信张角，让太平道盛行起来的，不是《太平经》里诱人的教义和张角的口号，而是几场极其可怕的大瘟疫。

瘟疫是古代人们对一些烈性传染病的统称，有点像近几年的“”和“甲流”。不同的是，古代医疗技术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既没有预防疫苗，也没有专治医院，瘟疫来到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一旦被传染上瘟疫，往往只能眼睁睁地躺着等死。所以发生瘟疫往往导致大面积人口的不正常死亡，许多地方成为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据《后汉书》记载，张角生活的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瘟疫非常频繁：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尤其是后面的几次瘟疫，“大疫”前面已经没有了用作定语的“京都”或“九江、庐江”的字眼——这意味着这五次瘟疫是全国性的大灾难。

这几场大瘟疫发生的时间，正是张角这位“救世主”广泛活动的时候。他凭借自己在中医学方面的造诣，带领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以及大批弟子，走向灾情严重的地区，以中医加符水、咒语的方式，为穷苦人民“治病”（穷人看病自古就是个大问题）。在“治病”的同时，他自然会顺便广泛宣传《太平经》中反对剥削、主张平等的观念。

张角给穷人“治病”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奇就奇在，经他“治疗”之后，病人好了很多（病者颇愈）。

不但免费（考虑到传教因素，其实也不算免费）替穷人治病，而且医好了很多人，到这时候，即使张角不想当这个“救世主”，穷苦老百姓都不会答应。

翻身做主，改变命运，就全指望你了，张角大仙！

造反的水平可以有多高

张角成为大批穷人心目中的“救世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东汉政府的麻烦就大了。

为了建立起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张角将推翻腐朽的东汉政权的行动提上了议事日程，做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起义策划。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华东、华北、华中一带）的信徒，分为三十六部，称作“方”，各部任命了领导干部，以加强管理便于行动。大方统领一万多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

起义就是造反，一向是要掉脑袋的，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趟这趟浑水，除非是没饭吃活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所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少是有组织的，今天米脂的李自成没饭吃了就今天起来造反，明天定边的张献忠没饭吃了就明天起来造反，一般没有什么协调，事先也不会到处跑来跑去搞串联。张角是牛人，他造反造出了风格，造出了水平，利用宗教组织农民起义，在这方面取得了零的突破。

后来元末的明教红巾军、清代的洪秀全太平天国等，都可以算是张角的徒子徒孙。但他们发动起义的方法，比起老祖师张角那可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第二步，确定起义时间。农民起义大多是被逼上绝路的，什么时候活不下去什么时候造反，因此几乎不可能提前确定时间。但牛人就是牛人，这一点张角照样开创了新纪元。

张角为起义找出了理论依据。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推定汉朝是火德，代汉而兴者应当是土德；土德是黄色，所以自称为“黄天”，让起义者全部头戴“黄巾”（也便于分辨敌我）。

为了进一步自圆其说，张角决定以一个全新的开始，完成这一轮朝代更替。由于天干以“甲”为首，地支以“子”为始，因此他选择了即将到来的甲子年甲子日。张角决定在这一天——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农历），三十六方一起动手，让东汉政府领教一下什么叫惊天动地，措手不及。

第三步，提出起义口号。中国人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名头，就连造反也不例外。西汉吴楚七国之乱，明明是造反，还要喊着“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可惜晁错作了替罪羊)。后来明朝的燕王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更堂而皇之地发明了“奉天靖难”的口号。

张角自认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就更需要一个口号了。他的想法是，东汉政权气数已近，新的黄天就要取代汉朝，再加上起义时间，因此一个响当当的起义口号横空出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个口号不但简洁明了、音韵铿锵，具有古典诗歌的美感，而且站在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相克的高度，非常有号召力（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人们很相信这套理论）。

第四步，策反宦官内应。张角不愧是张角，虽然没看过《无间道》、《风声》之类的电影，同样知道间谍的巨大利用价值。他派手下的一个大头领马元义，策反了中常侍（太监中的高级干部）当中的封谞、徐奉等几个人作为内应。

中常侍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权势熏天，日后权倾朝野的兵马大元帅大将军何进，正是死在了这帮阉人手里。

然而，干部的级别有多高、薪水有多厚，与是否忠诚可靠从来就没有多少联系。当然，他们的饭碗是政府给的，为了明天还能端上这个饭碗，他们会维护政府——但如果有个更大的饭碗摆着面前，那就实在不好说了。

这样的大人物，张角都能策反，实在是不服不行啊。在几千年的农民起义当中，这一点也是零的突破，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难度太高了）。

第五步，书写起义暗号。除了以上几步以外，张角的信徒还用石灰，在京城洛阳及州郡官府的大门或墙上书写“甲子”的暗号。

如果说前四步都很有必要、堪称完美的话，那么这一步我认为是画蛇添足，大大的败笔。明明已经有口号约定起义时间了，为什么还要书写暗号？怕自己人不知道，就不怕官府看见？如果是张角所下的命令，那么他实在有点自信过头，也太不把东汉政府放在眼里了；或许不是张角的命令，是手下人太激动了自作主张？试问暗号写明白了还叫暗号吗？我们知道，杨子荣在黑帮对暗号也只是口头回答而已。总而言之，这个举动有点多余了。

张角的起义策划，在中国几千年的农民起义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有理论的依据，还有严密的组织，有既定的时间，有高水平的口号，有重量级的内应（这个雷人），甚至有写明的暗号（这个……），最可怕的是有群众基础。

可以说，张角的组织建设十分出色，策划做得非常详细（甚至有点过了），准备工作堪称完美。

万事俱备，只欠等待。剩下的时间，对于张角来说主要是等待，焦虑而又兴奋的等待。

当耶稣遭遇犹大

盼望已久的公元184年，在张角的期盼中姗姗来迟。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如果说东汉王朝的灭亡是由于自身的，一直在走下坡路，那么在这一年，张角给它助推了一把，东汉王朝自此失控，迅速坠向深渊，三十多年后终于走到了尽头。

历史何其相似，近七百年后，一个叫黄巢的落第秀才，率领一拨私盐贩子在山东起义，几年后攻破长安，从此大唐王朝名存实亡，三十多年后也终于走到了终点。

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两个朝代，多少人推崇备至的汉、唐帝国，以极其相似的方式灭亡。

当然，张角看不到故事的结束。他依旧在焦虑而又兴奋地等待着故事开始。

很快他就兴奋不下去了，只剩下焦虑。

随着起义时间（三月五日）的到来，张角的部下开始展开行动。长江一带的几万信徒，向信徒较为密集的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移动，准备集中起来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马元义也多次到京城洛阳活动，主要是与封谞和徐奉等几个内应联络，落实内应工作细节，准备到时候内外一起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完成朝代更替。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离三月五日越来越近。

如果没有意外，张角几乎要得手了。

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这一次的意外事件，是由一个叛徒启动的。

有信任就会有背叛，有耶稣就会有犹大。张角扮演了救世主耶稣的角色，犹大的扮演者是他的一个弟子——唐周。

许多人以此来指责张角识人不明，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了。耶稣区区十二个门徒，就有一个犹大；张角众多弟子，藏着一个唐周也不足为奇。

识人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从古至今，再高明的领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只能说纯属意外，用某小品演员的话来说就是：防不胜防啊。

唐周背叛了张角同志领导的革命事业，在二月的某一天（大约是下旬），向东汉政府告发了张角以及马元义的图谋。

东汉政府虽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大，但得知大难临头之后，以兄弟阋于墙而御外侮的精神，紧密团结在了以汉灵帝刘宏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周围，采取了应急措施：

第一，立即抓捕马元义，并在京城洛阳车裂（五马分尸）示众，以震慑张角信徒。

第二，命令有关部门全力搜查洛阳附近的张角信徒，本着宁可错杀千人决不放走一个的原则，几天之内捕杀一千余人。

第三，严令冀州官吏，全力抓捕主犯张角及其家人。

一时间腥风血雨，黑云压城。

得知起义计划泄露以后，张角与他的弟弟张宝、张梁及其他骨干成员，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讨论的结果没有分歧——不能等了，动手吧。

随后，张角派人星夜通知各方头领，提前起义时间，尽快发动起义。

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爆发了。

二月底的一天，张角号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带领各地信徒同时起义（组织纪律性很强）。起义军头戴黄巾，到处烧毁政府机关，杀戮贪官污吏（一些清官也免不了玉石俱焚）。

由于起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而政府却来不及做好应对措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州郡城池失守，地方长官纷纷逃亡，恨不得爹娘多生几条腿。

短短十来天时间，黄巾起义已经导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

乱世的开始

马克思说过：反动统治阶级从来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

指出：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东汉政府虽然十分腐朽，但同样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以汉灵帝刘宏为首的中央政府，为对抗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军，迅速进行了以下部署：

第一，晋封外戚何进（汉灵帝刘宏的大舅哥）为大将军，统率中央禁卫军——左右羽林五营士卒，驻扎京城洛阳周围，以确保京师安全。

第二，任命八关（函谷关等洛阳周围要地）都尉，加强守卫，构成京师外围防线。

第三，下令各地修理军械，紧急备战，力求稳住局势。

第四，大赦天下犯人，唯有张角例外，用来争取民心。

第五，擒贼先擒王，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刘备的老师）领兵攻打张角。另外，由于颍川郡（今河南登封、宝丰、尉氏、郾城一带）离洛阳不远，派遣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率军首先攻打颍川郡的黄巾军，解除对京师的威胁。

第六，下令上起公卿下至平民，有钱的出钱，有马的出马，有力的出力，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一招太狠了，政府明令不论豪强地主，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军，要让张角起义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东汉政府虽然很腐朽，但朝中还是有人才的，这些应对举措包含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可操作性很强。从军事上来说，首先巩固京城防务，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分兵出击，各个击破，前方将领又都是猛人名将。因此，不能不承认应对有方，举措得当，几乎可以与张角的起义策划相媲美。

老子的哲学告诉我们：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正是这个近似完美的策略，最终断送了东汉江山。

问题出在第六个狠招。人民战争开展起来很容易，威力很巨大，效果很明显，但几千年以来统治者很少有这么干的，只因为有一个足以致命的弱点——很难善后。

有事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不难，等到事情搞定要让他们各回各家继续种田，就没那么容易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经过残酷战争的洗礼，见识了政府的软弱无能，心中的之花开得正艳，将不会再对政府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在政府的倡议下，为求自保的地方豪强纷纷组织或扩大地主武装，想要立功的有志青年纷纷参军效力，另有所图的人也纷纷展开行动。

一个天昏地暗、英雄辈出的乱世三国，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场人民战争对于交战的双方——东汉政府与黄巾军来说，都是输家，真正的赢家是趁时而起尾大不掉的各地军阀。

公元184年十月，起义军领袖张角，带着功业未竟的无比遗憾在广宗病逝，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利用宗教形式组织的农民起义有个不治之症，一旦信奉的“救世主”撒手归天，士气人心就要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黄巾起义正是这样，“救世主”张角一死，人心动摇，士气大挫，起义迅速失败（各地零零星星的战斗还在继续），徒为他人作嫁衣裳。

如果要评选对东汉末年乃至三国时代政局影响最大的人，答案不是曹操，更不是我们的主人公刘备，而是这位张角。这正如希特勒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两极格局一样，美国和苏联确实很猛，但他们只不过是在纳粹德国的尸体上站立起来罢了。真正打破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人，乃是张角。只可惜，这个新时代不是张角梦寐以求的“黄天”，而是一个不世出的乱局。

东汉王朝作为另一个输家，输得更彻底，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终于名存实亡，奄奄一息，在仰人鼻息之中，苟延残喘。

割据州郡、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豪杰，才刚刚登场。

乱世，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兄弟们，出发

当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军轰轰烈烈地闹革命的时候，刘备认识到，自己等待了N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几度春秋，这一年刘备已二十四岁。从十七岁大学毕业，到二十四岁，已经怀才不遇了整整七年啊！

人生能有几个七年？再等下去刘备要抓狂了！

在等待中，刘备根据男人二十岁“冠而字”的传统，为自己取了字——玄德。玄德二字，出自《老子》，意思是最高深玄妙的德性。

刘备的等待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从他招揽结交的人才——以关羽和张飞为代表——可以看出，他是想走沙场建功这条路，以军功起家。

作为皇族，刘备即使对社会有很多的不满，内心深处还是一如既往地倾向于中央政府。这注定他不会像张角一样去造反闹革命，而是要维护和改良这个浑浊的世界。

但一个草根平民，要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抱负，首先要争取搏上位。

刘备等待的正是这样一个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搏取上位的机会。

黄巾起义就成为刘备最好的机会。投身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不只是实现抱负的唯一道路，而且带有保家卫国的正义性质。

因为说来可笑，在黄巾军战士和太平道信徒心目中是“救世主”的张角道长，在刘备眼里却不过是一个反贼，天字第一号的大反贼。

得知中央政府发出号召群众踊跃参军、为国出力的通知后，刘备立即召集结交的兄弟们和乡亲们商议从军的大事。其实商议不商议不重要，不管别人去不去，他是一定要去的。与大伙商议，只是为了号召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去。人多力量大，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在打仗的时候。

为了号召大伙跟着自己从军，刘备免不了要说些上可以报效国家、下可以拯救百姓的口号。不过这是一个在许多人看来比较扯淡的口号，国家关我什么事？拯救百姓？我还是先拯救我自己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口号，除了以天下为己任而怀才不遇的有志青年，并没有多少市场。

有句话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大多数人是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并不是纯粹的君子，也不是地道的小人，所以要义利结合，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实利，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因此，刘备还需要为大伙指出比较实际的好处——可以博取功名，改变命运。

前面已经说过，沙场建功几乎是当时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可以说，黄巾起义不只是刘备的机会，也是无数个张备、李备、王备们的机会。

机会已经到来，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你就可以迈出这关键的一步。

虽然不知道前方是深渊还是坦途，不知道最后的终点会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你连起点都没有。

无法统计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跟着刘备从军，只能断定关羽、张飞、简雍等铁杆兄弟，跟着刘备迈出了这意义重大的一步。

刘备这几年的苦心经营，终究没有白费。

当刘备带领兄弟们和一群乡里子弟踏上征途的时候，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即便是带头大哥，刘备也和身后的兄弟们一样，看不见前方的道路，也不知道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之中，作为有着皇族身份的卖过草鞋上过大学的特殊平民，他和他的这帮兄弟，究竟能不能干出一番事业。

能够确定的是，眼前的这条路，必然充满曲折充满艰险，这一去必然有一些兄弟回不了家乡，也许他自己也不能活着回来。

刘备再度回首远望家乡的方向，家门旁边的那棵大桑树依旧枝繁叶茂，像极了皇帝的车盖。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也许我们还会回来的。

兄弟们，出发！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也许我们还会回来的。

刘弘虽然官位不高，但好歹也算是东汉帝国国家公务员，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至少养家糊口是没有问题的。

小刘备就在爹娘的疼爱中，幸福地成长着。

六十多年以后，他有了另外一个称呼——大汉昭烈皇帝！

当刘备带领兄弟们和一群乡里子弟踏上征途的时候，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兄弟们，出发！

故事的开始，十分平常。

这一年，是东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

搞不清楚的祖宗

小刘备平静地来到了这个世上，没有太多的人在意。但我们相信，至少有两个人是非常在意非常高兴的，那就是他的爹娘。

他爹叫刘弘，在涿郡政府部门工作，至于具体担任什么职务、什么级别，已经没有人能搞得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芝麻大的小官。

男孩的出生，一切都很平常。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母亲与蟒蛇狗熊之类的怪物发生过离奇的艳遇，他出生时没有红光满屋，没有白气充庭，更没有什么五彩祥云（当然，即便是有这样的记载，它的真实性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小男孩就这样与你我他一样，极其平常地来到了这个世上。

对于幼小的刘备来说，少年丧父这四个字的含义，他未必能懂得多少，也许只是以前家里有个男人，从某一天后再也看不见这个男人了，而这个男人对他很好，常常逗他玩、带他逛公园，常常给他买好吃的、买新衣服，仅此而已。

由于刘备的爷爷做过县令，他爹又当过公务员，算是干部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他爹去世后，他的生活轨道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他没有流落街头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不用去当乞丐讨饭吃，也不用去给地主家放牛。

一般来说，一个平常人家生个孩子，也就是多一个历史的炮灰，是不会被人记住的。

这个男孩的出生，之所以能够被人记住，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平常的名字——刘备。

东汉王朝后期，在帝国北部的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有一对普通的夫妻生了一个孩子，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