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沙王乂 02
几日之后,河间王再次召见李含,问西蜀动乱之事,李含知道,推荐其为河南尹的奏章已经送走,此事十有八九板上钉钉。怕河间王令他带兵去西蜀,就对河间王说:“帝失其鹿,政权在诸王中转,我们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潼关,以防天下有变。再说朝廷支不动我们,还会支他王,我们不用管西蜀。”河间王同意。
一己之私,西川不为国家所有了。西川的事,非常复杂,即涉及到游牧与农耕的矛盾,又涉及到朝廷派别斗争,而且这种势力起起伏伏,讲少了说不清,讲多了又影响本文的紧凑性。
其主因还是游牧生产方式,不能养活太多的人口。而当时农耕社会底下的生产力也只能自足,很难给予游牧太多的支持。游牧民族拜服入魏晋,迁入关中数十年,几十年间没有战乱,人口繁盛,游牧民族的人口达到顶峰,牧羊、已无法支持其人口。
当时农耕生产不足,也支持不了多少粮食,社会开始动荡。
不能简单的说“汉民”在粮食买卖中欺诈胡人,因为汉人余粮也不多,肯定越卖越贵;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胡人抢粮。
一位是五十四岁的刘乔,一位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当年陶侃四十四岁,后来成为东晋名将。
刘乔参加过公元280年的灭吴战争,当年刘乔已是名将。
可是游牧人口见顶了,有五百多万人。要知道二十一世纪“外蒙古”人口才六百多万,口粮早就成问题了。
最可怕的是经赵王、齐王之乱,诸王密探朝廷虚实,看清朝廷外强中干。(.无弹窗广告)河间王、成都王已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有不满,只想用“示威”一策。
就像在宋朝之前,人口一到五千万上下,朝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两汉、隋、唐均是。
1944年底,黄炎培问朝廷兴败的周期规律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农耕社会的人口问题。(.)
帝国初期,并不是没有天灾,而是人少地多,抗天灾能力强。
我说这么多,就是说明晋朝的五胡之乱,并非只怨朝廷压迫胡人,也不是胡人天生凶残。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在古代是一个病句。在古代农耕和游牧无法在同一地共生。
直到公元291年,才平定齐万年“胡乱”,但关中破乱,胡人迁入西川就食,朝廷在无奈之下同意了。但西川也没那么多余粮,引起战乱,最终氐人李雄在304年建国西蜀。虽然李雄所建之“成汉”最早,但并不是影响最大的。动摇了大晋国本的是后来的刘渊,所以西蜀的形势发展,我就不说了。
就像李含所料,长沙王支不动河间王,就派新野王歆率兵三万支援西蜀。但新野王治下荆州赋税太重,本就民怨极大,军队主力一出荆州,就有人带头起义,杀死新野王。幸好崛起两位老英雄,才平定了荆州。
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了乾隆五十年,却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有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
稳定而不流动的农耕社会,可以开垦更多土地,随着粮食的丰盈,人口也像藤一样绕着它剧增。当天灾降临时,粮食短期内急剧减少,人口必须随之快速剧减,这样最见效的办法是“杀人”,打内战。这个结论很冷,一时令我毛骨悚然,但愿他是错的。
这个周期律只适用农耕社会,不适用商业社会。因为商业社会的“流动性”和“竞争”使人民生育**减小,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但是晋朝的动乱并不是农耕人口见顶,当时全国最多也就二千五百万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两汉隋唐人口都达到五千万以上,才出现人口问题。
人们一直在嘲笑嘉庆、道光败光了康乾盛世的老底,岂不知嘉庆、道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端勤奋的皇帝(只能和其他皇帝比)。但是他们却面临着农耕社会模式下的终极问题,一旦出现连年的天灾,社会将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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