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罗兰与自由法国

好在鱼雷最终还是擦着这条船的船尾错了过去，只是两人还没来得及感到庆幸，瞭望水手便发出了第二声警告：“左舷，第二发！！！”

从两颗鱼雷被发现的时间上判断，德国潜艇应该是打过第一发鱼雷后不久便打了第二发，而且德国潜艇的指挥官显然判断出了他的目标会在发现了第一发鱼雷后选择朝向鱼雷（也就是左侧）转向……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法国派驻北美的军事代表及其副手会在一个小时后被一条英国护卫舰派出的小艇捞起来。

“我看我是没办法让你称呼我为让或者戴泽南了。”

格拉谢尔微微一笑，走到了德内尔的身边：“确实如此，将军，不过我们一营的人不是一贯如此吗？”

“那是我的过错。”德内尔凝视着螺旋桨翻起的浪花，“我满脑子都想着打仗的事，甚至没跟你们交朋友。回想两年前我上任后那几个月，我甚至都没在休假期间请你们喝杯咖啡。”

“好吧，看来后面这四五天可不好过了。（英语）”

“谁说不是呢，长官。”英国士官叹了口气，“您看我们开的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啊。（英语）”

“这是上次大战的船？（英语）”

“更糟，这是上次大战的美国船。（英语）”

…………

在老爹飘在大西洋上的时候，罗贝尔还在学俄语。四个人花了两周时间，总算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词汇及其变格，以及几十个常用的句子。不同于正常的俄语学生，他们学的最多的句子不是生活用语，而是像“开启发动机”、“敌机，两点钟方向”这类纯粹的军事用语。

“剩下的你们可以在学习驾驶战机的同时加以练习了。”这就是卢申科的建议。

速成、速成、速成……俄罗斯的一切都在速成。飞行员的训练时间缩短了接近一半，陆军士兵也是如此。走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罗贝尔经常看到一群又一群队列乱七八糟的面孔年轻士兵（他们在几星期前还是十年级或者十二年级的学生）扛着长长莫辛-纳甘步枪，开赴距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的前线。

尽管罗贝尔他们并非苏联公民，但那些士兵们稚嫩的面孔总叫他们感到感到惭愧。在那些娃娃兵走上前线的时候，还在莫斯科城里晃荡的他们简直是有罪的。

“那是因为您根本就没休过假吧？我听奥布利昂他们说过，即使是周末，您办公室的灯也要忙到深夜。那时的您一有闲暇就扑到各种各样的军事理论书上，而我也和别的庸人一样，认为您已经痴迷机械化部队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们这些可悲的家伙哟，根本意识不到您工作的价值。”

格拉谢尔崇敬的回忆着两年前殚精竭虑的德内尔，可后者却显得心不在焉地感慨着另一件事：“说起奥布利昂，我的老营副，唉，我现在甚至想不起他的声音和容貌了。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到今天还能记得许多老95团1营官兵的音容笑貌，可是却记不起一年多以前才牺牲的副手……我是老了，还是变成了那些个‘戴将军帽的混账东西’了？”

格拉谢尔顺着德内尔指示的方向看去，然后就看到了让他睡意全无、汗毛直竖的一幕：“该死的，那是鱼雷！”

话音未落，船上警铃大作，瞭望水手声嘶力竭的警报声传入了二人的耳朵，船只甲板瞬间向右倾斜，显然是发现了鱼雷的舵手正打死船舵以规避鱼雷。他们所乘坐的船是一条武装商船，航速和机动能力完全无法与战舰相提并论，在他们眼中，鱼雷简直是笔直冲着这条船来的。两个陆军军官没有丝毫办法，只能按照舰长此前教给他们的防冲击姿势，紧紧地抱住身边的栏杆。

“您应该好好休息，将军，不如现在就去午休吧。”

“将军。”

不等格拉谢尔反驳，他便摘下了华丽的将官平顶帽，出神地看着帽子上的金色刺绣，这是戴高乐在抵达贝鲁特时亲自为他戴上的。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民众的欢呼声中，德内尔的心情不可谓不复杂：荣幸自然也是有的，但悲伤更多。

“将官平顶帽的红色象征的不是勇气，而是战友们的血——数千人的血肉才能染红这么一顶帽子，即使是‘象征勇敢的金橡叶’也不可能盖住这样的血腥味儿。你要把我的话永远记在心里，阿让，总有一天你是要成为将军的，在那个时候，你要做像你祖父一样仁慈正义的将领，而不是另一个霞飞、福煦甚至尼维勒。”

“等到纽芬兰，我要请你喝杯咖啡。”

“我睡不着。”

格拉谢尔闻言不好再劝，只能陪着德内尔在船尾吹海风。午后的甲板被明媚的阳光晒得发烫，多亏悬于头顶随海风翻飞的自由法国旗帜还能为两人遮遮太阳。百无聊赖的格拉谢尔努力克制酒足饭饱带来的睡意，倚靠着栏杆发呆。

只是德内尔的声音让他回过神来：“那是什么？海豚吗？”

德内尔叹了口气，将桶帽戴回头顶：“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你们干掉那条潜艇了吗？（英语）”德内尔被捞上来的时候问了驾船的海军士官一句。

“大概率没有，长官，诺丁汉号丢了一堆深水炸弹，但我们并没有看到海面上浮起油花——除了咱们那条被击沉的船漏的油。（英语）”

“求之不得，将军。”格拉谢尔先是振奋，而后转为无奈，“不过那至少是五天以后的事情了。”

“确实。”德内尔打了个哈欠，而后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掌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这是贝当元帅在1917年对他说的话，真是物是人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