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明之路

在明朝嘉靖年间之前，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严令“片板不得下海”，但被明成祖朱棣当成了厕所里的纸，擦屁股用了。

朱棣和日本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倭寇就很少了。直到成化年间，足利幕府势力衰弱，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地大名开始抢夺堪合份额，没有抢到份额的大明，就开始当起海盗，劫掠往来大明与日本的商船，这段时间倭寇很少到大明侵扰。

直到大明出了个奇葩——明世宗嘉靖皇帝，他一上台就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真正做到了朱元璋要求的“片板不得下海”，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这事叔能忍，婶也不能忍啊。浙江、福建等地的中小商人，便勾结倭人，在海岛上建立据点，开始内外勾结劫掠大明闽浙等沿海地区，做起了无本买卖。

秦睿带着自己的护卫，深藏功与名，低调的回到了天津卫桃源居。

一封加封秦睿为天津侯的诏书也随之送来，秦睿写了一封谢表，说自己才疏德浅，不堪大用，请弘治皇帝收回成命，来回两次，最后年仅两岁的秦晧成为大明年纪最小的爵爷——天津侯，还是世袭的，可把范子佩给开心坏了。侯爵夫人没当上，自己儿子被封爵了，这可比继承家业强多了。

秦睿则开始准备启动大明经济建设的第二批马车——海外贸易。

连续的基础建设贷款，大明朝廷寅吃卯粮，被秦睿挖了大坑给埋了，秦睿必须想办法给弥补回来。

秦睿从前年开始就利用大明水师走过几次海外贸易，往周边几个国家卖成衣，量不是很大，囿于原材料不多，从大明国库倒腾来的那点丝绵麻，都不够海外市场塞牙缝的。

有船、有人、有货，剩下的就是航行安全了，这个问题主要在倭寇，但秦睿现在有制式步枪和多管机枪，这些问题都不会太大，只是训练问题，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不一样，船是随着海浪摇晃的，上一刻是瞄准，下一刻就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多管机枪可以从容解决这个问题，无非就是子弹多少的问题。秦睿在每条船上加装了六门多管机枪，每门射界120度，可以覆盖商船两周。如果再有接近商船的海岛，就可以用步枪和手榴弹压制了。不过秦睿为了降低风险还是决定先灭一把倭寇再说。

倭寇起源于元末明初，当时日本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快速发展，因此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都靠元朝供给。但由于日本国内施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导致原材料无法满足日本手工业者的需求，比如当时一石蚕丝在元朝只要5两，而日本则是50两，如此高额的利润就刺激了一些人铤而走险。再加上当时日本南北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一些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才形成了倭寇。

刘大夏说的是“旧案虽在，亦当煆之”，什么意思？就是说《郑和出使水程》即使档案还在，也应当烧掉，这明显是气话。而且《大明律》中明文规定，官员若将“事关军机钱粮”的文件资料丢失，将受酷刑杖打，故意损毁就是抄家灭族了。所以刘大夏是不可能、也不敢烧毁《郑和出使水程》的。

吴永辉极其辅助团队开始建立大明军队的谍报系统，直属总参谋部，对外号称“二部”，吴永辉任部长，“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是秦睿给吴永辉的建议，这一次鞑靼潜伏的经历给了吴永辉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长线布局谍报人员的方法有了很多想法，加上军事技能也是拔尖，作为新建谍报系统的领头人比较合适。

从去年开始，以晋商为代表的大地主开始大批量种植苎麻、黄麻、青麻、亚麻、棉花，养殖桑蚕。原材料市场供求大幅度增加，加上纺织机械的推广，布匹、成衣的数量急剧增加，大明内需市场还不行，关键问题是百姓还很穷。

虽然秦睿引导朝廷投入巨资进行基础建设，又是推广纺织产业来增加就业，但依然是杯水车薪，大明有1亿多人，现在有3、5百万人有活干，也仅仅占总体的3%而已，大部分还是买不起衣服啊。

明宪宗朱见深受到身边宦官的蛊惑，萌生效仿永乐旧事重下西洋，于是下令“诏索郑和出使水程”。时任兵部尚书项忠便下令兵部相关人员，在历年档案中查找《郑和出使水程》。

秦睿写信给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兵部能将郑和出使的资料，尤其是造船和航道资料，借给秦睿抄一本。秦睿再三声明，自己绝对不会浪费国帑来造船，所有费用出行将由自己出资。

结果，马文升贼精，收到信之后，眼珠一转，心想，这大财神什么时候干过亏本的买卖？立即回信，大致就是《郑和出使水程》肯定帮秦睿找到，但是兵部目前困难云云，话里话外就是这事，必须给兵部一部分好处。

经过几次你来我往，大明水师划拨一部分水手给秦睿，并提供技术支持和水手培训，兵部占三成份子，剩余七成归秦睿，事情才算定下来。去年，在秦睿造船的空档，水师招聘了一批民间水手，整整训练了一年，为秦睿训练了5000多名水手。

秦睿在弘治十二年开始造船，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12艘大明宝船，载重5000料，这还多亏了兵部的支持，当年郑和率领3万多名士兵，40多艘大明宝船七下西洋，大明官方将这段经历汇聚成册，编辑了一部《郑和出使水程》，书中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众多原始记录，比如皇帝敕书、船队编制、人员名单、航线、水文、航海日志、帐目等等。这部书成书之后就被封存在了兵部。《郑和出使水程》书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绘制的海图，是当下大明对世界诸国地理位置认识的雏形，乃无价之宝。

在后世，传言这部书被兵部郎中刘大夏防火烧了，其实这是误传。刘大夏这个人非常耿直，在弘治年间有“弘治三君子”之称，他重实务轻虚名，是个一心干实事的人。

当时明宪宗专宠万贵妃，又任用宦官建立了西厂连兴大狱，皇后的吴氏因得罪万贵妃，被明宪宗给废了，这在朝廷之中引起的很大争议。所以当兵部尚书寻找书时，刘大夏怕皇帝受宦官蛊惑，浪费国帑，就说了一句气话：“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在，亦当煆之。”

就这句话被嘉靖年间的一位进士严从简记录在《殊域周咨录》中，民国年间交通史专家向达根据这句话，在《小说月报》中，痛批刘大夏焚烧郑和海图的罪恶行为，拜这篇文章所赐，刘大夏就成了焚毁郑和海图的“千古罪人”，一直被后人诟病。

海外贸易成了唯一的选项，要不然那么多纺织产业链上的人，非得上吊自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