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他的亲属前往经过多方面寻找，才发现在坟地上用一个火砖刻了个名字竖在坟墓上做为墓碑，将他的‘王’姓还刻成了‘黄’姓。

当年划右派时，王贞明老师他是最后一个才被划上的。因为，上面分配到学校的右派指标正好还差一个。于是，便把他放去充数。原因是他曾当过国民党军官，还搜查出在他床上留有一条宽大的军官武装皮带，便把它作为其‘罪证’。

再加上其他所谓的一些右派‘言论’，就‘矮子国选高佬’般，无疑便该是他了。

（199）一场反右大风波

有诗为证：

一场反右大风波，冤枉委屈奈无何；

记得，1957年时，我是初中109班学生。“反右”之初，《人民日报》说得很明白，号召全国知识分子都给党提意见，提建议，让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还给知识分子定下政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十六字方针。并声称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棒子，不扣帽子。”

到了“反右”后期，却反了脸，说成是‘引蛇出洞’。一夜之间‘红脸’变成了‘黑脸’，说话不算数，成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证明。

1958年4月间的一天早上，突然在大操场列队紧急集合。当场全校十个右派老师被捕了。九位老师是‘右派’，苏锡珍老师是‘历史反革命’。在逮捕他时和右派是区别对待的。

当时，九位老师面如土色，抖个不停，毕生中第一次秀才遇上兵。唯有覃甲昆老师镇定自若，面带笑容，全不当一回事。因为他解放前搞过地下革命，被国民党捉过，关过监牢。想不到解放后，他同样免不了牢狱之灾。

若干年后，覃老师有幸出狱。回博时，老婆为了与他划清界限，不接待他，他只好孤零零地住进了小旅社。我和王祥强知道，在夜里去拜访他，他心灰意冷对我们诉说了许多心里话。

从此，他回乡隐性埋名，让自己从此永远消失在大伙的视线之中。

我父亲王贞明病逝于柳江凤凰农机医院。到了八十年代，我当了爆竹厂长，有时间带了保卫科长去了柳江农场农机医院旧址。

在离医院不到一百米远起处，一列列的坟墓，伸展到了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每个墓之间相隔不到一米，墓碑是一块砖头。

我父亲墓碑上刻有“黄贞明”字样。埋葬时，我母亲去了。黄是王的误笔。我母亲秦玮玑也是博中语文老师，她回来后，受不了这种重大的打击，大口大口的吐了血。

我母亲坚强地用瘦高的身体，毫不低头挑起养育六个子女的重担。这就是我们六个子女对她孝顺至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右派的墓碑无声，但我看出全部都是知识分子的名字，是老师、工程师、医师，全部死于非命。是饥饿，疾病和非人的待遇，才夺去了他们最宝贵生命。

我到了芒草萋萋的荒坟堆处，怎样寻找父亲的墓呢？数不清的墓堆，哪一堆才是我们的父亲沉睡之处呢？单凭我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

我找到了农场驻该处的小队，以每人十元的酬金，发动他们去帮忙寻找。结果还是老天保我找到了。

我让一对中年夫妇职工，去挖掘父亲的遗骨，给了五十元。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竟然料想不到的是，才挖了一尺多深，就挖出了尸骨。但尸骨已严重损坏，遗下的牙齿，细白密整洁，我就认出是我父亲的。棺材是床板钉就的，已腐烂了，遗下了钉子，我也捡了回来。

中年夫妇职工挖掘时，带来了雨伞，为父亲尸骨遮阳。挖起的骸骨就摆放在旁边的麻包面上，用我带去的绸布包了回来。无数的荒坟，只有另外一个右派的遗骸移走。

当时我想，死亡右派的子女，或者都还处在贫困之中，还无能力来办起这些后事。

可以想象，右派的子女在农村是美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是劣等公民。在政治上是受压迫，在经济上必定是受欺榨，他们的处景便可想而知的了。

我父亲王贞明一生正直，不吹，不赌，不嫖，少饮，是人之师表，正人君子一个。但不得善终；而坏人却能甚嚣尘上，得福得禄。

博中弟子，有蔡世雄者，他是右派蔡前模儿子。持才清高，与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文革期间，一绳索命。高甲潮即高甲球之弟，也宁为奴隶，不为奴才，后被枪杀。王琳孤高自傲，大队主任，队长，他都不放在眼里，故每有风吹草动，均是在被批斗的第一对象，而吃尽了苦头，始终不悔。

高福桂校长曾评论我父亲云：

“此君并无大错，只是不识时务而已。”

正是：

错划右派王贞明，爱生如子有威信；

含冤去世劳改场，临终身边无亲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本是亲朋当敌看，人为运动荒唐多。

错划右派王贞明

在柳江县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中，由于劳动艰苦，年老体弱多病，加上医疗条件大差。于是，便在柳江凤凰农机医院含冤去世。

在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埋葬时也只有他的爱人——博中的语文老师秦玮玑一个人前去。就这样草草地给埋葬了。

我曾经听班上的黄江智同学在我面前多次说过，王老师在平日里他对学生特别好，因此，在学生当中很有威信。他曾经与我说过，下面这样一件关于王贞明老师关爱学生的小故事：

第五十四章高一年级纪事〔下〕（13）

后来，我才从一些内部文件的透露中知道，当年，凡是右派分子中的‘极右’分子，都要进行逮捕法办，并且要作为敌我矛盾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处理。

从此以后，便把原有的‘地、富、反、坏’这帮‘四类分子’，再加上现在所划出来的‘右派分子’，便统称成为了‘五类分子’，简称为叫做“黑五类”，这个历史名词就是如此得来的。

这样一来，在各方面都受到别人的看小和岐视且不说，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本人的参军、参干、升学、入团入党，甚至恋爱结婚等等问题。

“有一回，当下了晚自修后回宿舍的路上，有个初中低年级的学生无辜地被高年级的一个同学的欺负。于是，气得这个同学坐在食堂池塘边的那棵老龙眼树下哭泣，谁劝他都不愿回到宿舍去睡觉。此时，下了自修后，王老师正好当天是他当值日老师，看见了后就苦口婆心规劝他回去睡觉。但，一直到打了晚睡钟很久了，左说右劝他死活都不肯回去。于是，不得已的情况下，王老师就干脆把他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在床上睡了一宿……”

但是，在这次整风反右运动中，他也在劫难逃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同样地遭到了逮捕法办。

后来，听他家里人说，王贞明老师和其他几位右派分子老师一起，都一起被押送到柳江县劳改农场管制劳动。

从此以后，在二十多年以来，他们便成为了中国新‘制造’和产生出来的新的‘阶级敌人’——右派分子。

由此而来，他们家庭之中的子女，也同样地遭殃和受牵连。因为，他们又有了另一种新的名称，叫做‘黑五类’的子女，或好听一点的名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后来，他的儿子看了我所说的回忆文章后，还来信给我进行补充一些我不知道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看了你所写大作《风雨人生路》中《一场反右大风波》写得很好，又很实在。我补充一点你没有看到，或没有知道一些当年反右派斗争情况。

我还清楚地说得，还有另一个历史老师叫做王贞明，他只是代过我们班几节的历史课程。但是，我当年就已经认识他，并对他还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

他是中等个子的身材，年纪大约已四十多岁了。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在上课时，常肯戴副近视眼镜，皮肤微黑且粗糙，头发也开始有些花白了。平时看上去，倒像是一个十足的“文弱书生”的样子。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前，他们这些‘五类分子’，都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几十年来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自然而然都成为了首当其冲被批判斗争的‘活耙子’。根本上完全失去了中国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