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儿童都来自箱庭内

小说中贯穿以大量平成时代的流行歌曲，给幽幽咽咽的故事装饰以嘈嘈切切的音调，但反复提及且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SMAP的《世界上唯一的花》：

“花店的门前并排陈列着形形色色的花，

虽然人们的喜好不尽相同，

1860年6月30日的清晨，居住在英国一所大宅子中的三岁幼儿肯特，突然失踪了。小肯特的父亲塞缪·萨维尔·肯特是这所大宅子的主人，也是当地一位非常成功的制衣厂商，居住在这所宅子里的，除了肯特和他的夫人，他们俩的三个孩子，还有他与前妻的四个孩子，一大家子人立刻展开了搜寻，但结果很不幸，小肯特的尸体被发现在化粪池里，喉咙被刀子割断，身体遭到肢解。

这起惨酷至极的案件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当地的警察不愿意在这家人的内部展开调查，因为在当时，无条件地信任家人是英国社会恪守的伦理法则，当地报纸就这样写道：“与外国的居住点不一样，英国房产的居住者，不管是府邸还是小屋，都有权反抗任何入侵的行为，正是这条观念才使得一座荒野小屋成了城堡”。所以，当来自伦敦的侦探维歇尔被指派调查此案时，他还不情不愿的，因为这意味着“侵犯神圣的私人空间”。

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被揭示出来，杀死小肯特的凶手竟然是他年仅16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康斯坦斯，犯罪的动机是她极端嫉妒继母对小肯特的无限关爱，以及父亲对自己和几个前妻所生的孩子日渐冷漠……但这个“藏在一连串欺骗和隐瞒后面的秘密”被揭开，反而令维歇尔成为当时最受唾弃的人，因为人们宁可让小肯特的死成为永远的悬案，也不愿意相信一个少女居然会对自己的家人下此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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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快进150年，家仍然是安全的庇护场所——理想状态下——应该如此也通常如此，可是有时里面可能发生外面的人想象不出来的可怕事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迈克尔·赫·斯通在研究反社会和犯罪行为的名作《剖析恶魔》一书中这样写到，“当谋杀、残害、折磨、令人痛不欲生的羞辱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非人对待，在家庭内部发生而最终又被曝光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蹦出‘邪恶’这个词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一桩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人伦惨变为开头的《BLUE》，是一部关于邪恶的书，但与作者叶真中显的既往作品甚至日本绝大多数社会派推理不同的是，《BLUE》写的不是个体的邪恶，而是整体的邪恶；不是有限的邪恶，而是无限的邪恶。

“好像丢了魂”的一代，在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中，必然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之下，与人性“解离”，书写着平成年代的中场同时也是《BLUE》上半场的悲剧；而与人性“解离”的一代，在平成年代的终场同时也是《BLUE》下半场，则将有限的悲剧无限地抻长，将他们在原生家庭遭遇而生发出的不幸转嫁给下一代：房价暴跌的社区成了无人鬼城，无人鬼城里被杀的是童年时遭到父亲痛打、成年后遭遇“3.11日本大地震”而更加一蹶不振的女人和她的恋人，而调查凶案的女警又兼具童年时情感受到伤害的女儿和成年后虐待自己女儿的母亲这样两个身份……

在轮回无限、万劫不复的悲剧中，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泥沼，那是一种黏稠而阴暗的情愫，“淤泥和水草淤塞其中，散发出腥臭的气味，恰如这种混合了悔恨与罪恶的感情”，于是昔日的罪恶酝酿出今日的悔恨，今日的悔恨再造出昔日的罪恶，在“难以忍受的恐惧骤然降临”的一瞬，开始了对“无力改变的命运”的叛逃：奔跑，奔跑，至死方休，至死不休……

所谓有限的邪恶，是指在一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所容纳的有限时空内，案件也好，悲剧也罢，总有一个结尾，无论是铃木阳子的“甩开一切”还是石神哲哉的“呕出灵魂”，无论是逃出生天还是锒铛入狱，所有的罪孽到此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限的惆怅和叹息，但《BLUE》不是，由于作品从始至终贯穿的时代感，颇给人一种“此恶绵绵无绝期”的惊悚。

文/呼延云

品读日本现象级社会派推理小说《Blue》：当世界上所有的花都开成了唯一的蓝色

究其本质，社会派推理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写“案”，一种是写“人”。

在日本以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原生家庭的不幸导致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容数不胜数，是谓之“个体的邪恶”，但却很少有像《BLUE》这样，绝大部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遭遇过原生家庭的不幸的，简直构成了一幅日本社会全景式的“虐童图景”：他们或者遭到父亲的殴打，或者遭到母亲的冷暴力，或者被和母亲同居的男人强奸，或者目睹了成天说教的父亲搂着别的女人走在街头，甚至被亲生母亲和养父合伙逼着拍色情照片卖钱……

《BLUE》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故事背景虽然同属于平成时代，但第一部所表现的是平成时代的中期，而第二部所描述的是平成时代的末期。对于描写平成时代的推理小说而言，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导致的大萧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BLUE》当中，社会精英的自杀、卖淫现象的加剧、诈骗犯罪的激增、吸毒贩毒的猖獗，都与泡沫经济的崩溃直接相关，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从此“日本社会逐渐陷入深不见底的低谷，日本人开始恐惧早已被遗忘的贫穷”，尽管站在摩天大楼上望下去，世界依然平坦，但无数人已经无声无息地坠入了裂缝。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无数待业和失业的青年人因为绝望而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客观上造成大量无户籍儿童的出生，不仅使日本旧有的相对稳定的家庭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为未来的一系列人伦惨变埋下了伏笔。

但叶真中显技高一筹的，是他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将泡沫经济破裂认定为平成年间的社会悲剧的“总起源”，而是在字里行间隐隐指出，这一出出悲剧的序幕早在昭和年间就已经无声地拉开，纸醉金迷不过是荒烟蔓草的前奏，“那个时期真的是到处都充斥着人、钱、物，换言之，也充满了危险的案件，东京的犯罪率比现在更高，跟土地和金钱相关的案子尤多，连暴力团伙也比现在活跃”，恰恰在那个东京山手线环内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狂欢年代”，日本的年轻一代已经在物欲横流中开始了迷离、颓废的精神状态，在更自由与更孤独的极端下，“这个社会的一切事物都从强韧的固体融化成了没有边际的液体”。

而《BLUE》很难归类于前者，也很难归类于后者，它更像是一条条纵横不一、穿插不定的河流交织在一起，汇合成一片片庞硕无形而又泥泞不堪的沼泽。从叶真中显既往的作品来看，无论《死亡护理师》还是《绝叫》都采取了多线叙事的创作手法，而《BLUE》无疑是多线叙事的升级版，它完全可以比拟成一部围绕发生在平成十六年的青梅案和平成三十一年的多摩新城杀人案而第次展开的非虚构写作。全书围绕着篠原夏希、藤崎文吾、BLUE、范启莲、奥贯绫乃等主要人物展开，辅之以北见美保、井口夕子、三代井修、三泽·马科斯、桦岛香织、正田大贵，舟木亚子等次要人物，每个人物都宛如作者亲自对他们进行采访后，根据口述史改写成的一般，或繁或简地叙述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而叶真中显也一改《死亡护理师》和《绝叫》时多多少少富有感情的笔触，而是用极其冷峻的文字，铺陈出色彩单一，但在晦暗程度上错落有致的巨幅画卷，虽然因为故事的发展需要，在人物的表现层级上有轻重之别，但在“成长经历”这个层面上，给予他们的是平等的待遇，这个“平等”不是指叙事的繁简程度，而是指他们所遭受到的原生家庭的迫害。

众所周知，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迈克尔·赫·斯通指出：“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一条双向车道。”那些从小虐待孩子的父母，不仅在孩子成年后（假如可怜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的话），更容易遭到他们的反噬，而且他们患上各种心理和精神类疾病，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的几率也大大增加。现代神经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的卡斯比和他的妻子墨斐特发表在2002年《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极有影响力的研究证明，单胺氧化酶A基因（简称MAOA）发生变异，会使一个人更加容易犯下暴力犯罪和品行障碍，而童年时期遭遇过家人虐待的孩子，MAOA会影响他们对压力和创伤的敏感度，从而在很小时起就启动“邪恶”的行为——这大概就印证了《BLUE》的腰封上那句“无法选择的家庭，无力改变的命运”。

但每一朵花儿都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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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遭逢这一切不幸，并非每一个孩子在成年后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绝大多数都游走在了社会的灰色领域或犯罪边缘，他们卖淫、吸毒、诈骗，自虐或虐人，纵使偶尔有一些温情或忏悔，也被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绝望消磨净尽。单论犯罪故事本身，《BLUE》并没有多么血腥可怖，但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作品，充斥于一行行文字间的日本社会从细节到整体无处不在的溃烂，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如果说拙劣的恐怖是用尖叫、血浆制造感官的刺激，而《BLUE》则不然，从阅读伊始到最后一页，全书只是一片冷色调的、静谧的蔚蓝，但在掩卷遐思的一刻，却发现视网膜上残存着一缕缕挥之不尽的血丝，足以让读者不寒而栗。

比整体的邪恶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限的邪恶。

前者是圆形，是围绕一个复杂的案件，展开抽丝剥茧般的详细调查，所有跟案件相关联的人与事，都会逐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犹如在夜空中引爆了一颗照明弹，以案件为爆点，照亮了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比如《人性的证明》《模仿犯》和《所罗门的伪证》都是如此；后者是线形，虽然也以案件为引线，但更多的是通过涉案人的成长历程，犹如传记一般，描写出他、她（或他们）是怎样在现实的浮沉中，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犹如在晚上六点依序点亮的路灯，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生遭遇，展现出一条条坎坷、泥泞的人生道路上扭曲、病态的社会风情，比如《白夜行》《越界》和《绝叫》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