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据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说，当时湘潭尚未通车，专列停在株洲。时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接到通知后，从湘潭赶去向汇报湘潭农业互助组等情况。华国锋对湘潭手工业、商业的现状也比较了解，问什么，他红着脸答什么。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了下去的。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第一次见到之后，华国锋深受鼓舞。

这次接见，华国锋作为故乡的“父母官”，也给留下了印象。那时，正忙于抓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反胡风”及肃清反革命运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二是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在号召之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迅速展开。很关心家乡的合作化运动。

这样，前来参观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据当时的统计，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参观者便达8833人。许多外国代表团、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使湘潭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1952年8月，他又升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这时，华国锋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1953年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我父亲是地委办公厅秘书，在一次父亲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也给基层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由于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较大，父亲就将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在华国锋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

当时父亲作为下级，只有静待领导指示的份。只见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我父亲，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布，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领导的面子和威信，我父亲小声建议，仅在地委干部中通报批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在《湘潭日报》上公布了。而华国锋急迫坚决地说：“一定要让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工作一定要重视基层调查，否则官僚主义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检讨我们自己。”最后还是坚持着在地委和《湘潭日报》上发表通报批评了。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父亲提起来都是啧啧地由衷称赞和钦佩！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所称的“小脚女人”，确有所指。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根据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先是对农村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压缩、整顿，接着又提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宜过快。

1955年6月下旬，便曾对邓子恢提出“黄牌警告”，批评邓子恢“犯了右的错误”——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在大声批评“小脚女人”之时，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写了一封信，报告那里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今年全乡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增产。348户社员有320户增加了收入……

很高兴得知故乡的进步，于1955年8月5日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1955年8月5日

的亲笔信，虽然只短短一两句话，却使作为湘潭“父母官”的华国锋也“极为高兴”。

的信，透露了两个信息：

第一，非常关心他的故乡；

第二，很重视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同日，还给湘潭县云源乡政府回了一封信：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1955年8月5日

的这封信，同样透露了他对故乡“乡间情形”的无比关注。

在一天中给故乡写了两封亲笔信，使华国锋对于湘潭是的故乡、关心着故乡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不过，当时的湖南省委对于农业合作化并不十分热心，他们主张“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在湖南省委召开部署农业合作化的会议时，原定有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关于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发言，被取消了。

华国锋回到湘潭后，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一文，仍积极推进湘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发言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0个月之后，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央全会的机会。

1955年8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有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这一《通知》是亲笔起草的，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9月25日以前完成。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本来，中央会议一般只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参加，这一回把地委书记也邀请在内，是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地委书记身处第一线。正因为这样，作为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机会前往北京，列席中央会议。

这次中央会议，也就是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扩大”，就是指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们之外，还包括许多列席者。这些列席者包括上海局书记，北京、上海、天津市委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的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

中央于1955年9月7日发出的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规定：列席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1000~2000字左右”；“因为会期只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

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第二次见到。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而在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由于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们必须写发言稿，华国锋根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精神，结合湘潭的情况，写了发言稿。

在会上进行发言的共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大会印发的书面发言稿达167份——大部分地委书记都只是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一则由于来自的故乡，二则由于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所以他很幸运能够在大会上发言。华国锋在发言中“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

对于华国锋介绍的故乡农业合作化情况，颇感亲切，十分满意。这样，华国锋给留下了颇好的印象。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又写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两篇文章。

1955年冬，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收入湖南6篇典型材料，内中5篇为湘潭地区的，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对于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写了如下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这样，华国锋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

在1957年11月，华国锋又升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因为文教方面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部门，何况华国锋后来所担任的统战部部长更是与“反右派运动”休戚相关。

湖南的“反右派运动”火力相当猛烈，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时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对于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的老熟人。从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担任秘书两年多时间，跟朝夕相处于延安。

周小舟与华国锋一起从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从1953年以来，每一回来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视察。

1957年，面对湖南那么多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为不安。在“反右派运动”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请求休养”。这样，周小舟在1957年10月离开湖南，来到青岛休养。他在青岛借了不少古代史著阅读，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

华国锋那时写了《湘潭县应如何推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组》《怎样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常年互助组》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于在湘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见解。华国锋还抓了贺建昌这一典型，树为湘潭县互助组的“十面红旗”之一。贺建昌是湘潭县马乇乡的贫农，组织八户人家成立“变工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华国锋得知后，三次到马乇乡蹲点，支持贺建昌，还带领贺建昌以及另几个互助组组长步行70华里，到韶山冲去瞻仰旧居……

华国锋写了《不断巩固和提高的贺建昌互助组》一文，在报上发表，提倡这一典型。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向华国锋询问家乡的情况，华国锋逐一回答，条理清楚。特别问起那里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经常下乡的华国锋如实加以回答。

这是第一次见到比他小28岁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34岁，纯朴的华国锋给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就是在这次来长沙时，34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

前来参观故居的人日渐增多，但是，参观者和毛岸英一样，要走很长的山路。华国锋作为县委书记，着手改善那里的交通，修筑公路，使汽车能够直达故居。

1954年2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每一趟来湖南长沙，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正因为这样，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见到的机会，要比别的省多得多。在1953年来湖南时，华国锋还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机会见到。

笔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查到一帧不多见的华国锋和在1955年的合影。这是在的专列的狭长的车厢里，中间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长桌的右侧坐着，左侧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便是华国锋。华国锋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憨厚地注视着。

照片的说明词如下：“同志在视察途中和华国锋同志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1955年）。”

那时，华国锋已是湘潭地委书记，所以有机会受到的接见。当时，在的专列上受到接见的，还有湖南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和徐启文，只有华国锋不是省级干部，而是地委书记。华国锋能够受到接见，用的话来说，“你是我的家乡的‘父母官’”。

就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半年多之后，有幸第一次见到了。

湖南是的故乡。虽说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冲，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一趟，有时一年来两三趟。这是因为曾在长沙读书、教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对长沙有着深厚的感情。

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到韶山冲，亲自主持了“建社骨干训练班”。

陈世计当时担任湘潭地委办公厅秘书，后来，他的儿子曾经记述了父亲陈世计的回忆：

1954年夏，从广州乘火车路过湖南，只作短暂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又乘火车来到湖南。据湖南长沙接待的工作人员回忆，6月20日这天上午10时半，在罗瑞卿陪同下，在长沙南郊猴子石那里跃入湘江，游了很久。他一直游到岳麓山下的牌楼口才上岸。

引起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