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职务越高，政治风浪也就越大。好在看重华国锋，每一回到湖南，总要接见华国锋。华国锋呢，也一直把坚决贯彻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

虽然华国锋已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仍关注着故乡湘潭。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湘潭地委书记。

那篇以中国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记述了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跟当时担任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之间的斗争：

“深文周纳，罗织成罪”这八个字，是周小舟对于“反右派运动”错误的高度概括。这表明这位当年的秘书，已经与晚年的“左”的思想之间产生深刻的分歧。

与周小舟不同，华国锋积极投入了“反右派运动”。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长沙第五中学党支部发表了《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一文，记述了华国锋当时积极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情况：

1962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姜畬公社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坚决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

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那里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于是，在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

1963年春，当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曾问华国锋，从岳阳到毛田怎么走。华国锋回答说，有将近100公里，其中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笑道：“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

如此看重毛田，于是，华国锋又去毛田，组织写了总结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题目改成《可贵的革命干劲》。这篇文章在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华国锋自己还写了《贵在鼓劲》一文，发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

紧接着，在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全党注意研究，定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的赞赏。

1963年，华国锋还带领工作队前往家乡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华国锋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坚持学习，形成制度，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一同住院的几位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学习《选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由华国锋主持韶山陈列馆的建设，并亲自为韶山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

韶山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过目。

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非常欣喜，询问华国锋是怎样发现这些老照片的。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还指示华国锋，给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

不久，华国锋带着精心印制的毛泽覃和毛泽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亲自交到手中。

从1965年起，华国锋担任总指挥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这一工程是引涟水入韶山，改善沿途湘潭、湘乡、宁乡、双峰的农田水利。主干渠全长240多公里，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华国锋几乎走遍了干渠，为了这一工程，召集工程人员、民工、老农开了150多次“诸葛亮会”。

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动工。华国锋为《韶山灌区报》第一期写下这样的题词：“做出一个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样板来。”

华国锋还为巨大的渡槽题写了“云湖天河”四个大字。

这一工程，在10万民工的努力下，经10个月完成。这10个月里，华国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地上。

华国锋曾为1966年第一期《湖南文学》杂志“韶山灌区工程特辑”亲笔抄录了这样一首民歌：

高山顶上修条河，

河水哗哗笑山坡。

昔日在你脚下走，

今日从你头上过。

华国锋领导建设韶山灌区工程，又一次得到了的称赞。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正当华国锋在湖南忙于“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之时，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亲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从此，“无产阶级**”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文革”使中国处于大乱之中。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而华国锋却与众不同，几乎没有受到冲击。

华国锋在“文革”中只遇到过两次小麻烦。

一次是受到过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华国锋在“**”的动乱中几乎没有受到过冲击，反而能从动乱中稳步上升，威信不断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本人的保护。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表白过自己的忠诚。毕竟出生于韶山，正好处于华国锋工作过多年的湘潭地区。

不过，由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纷争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很久，未能成立。在全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个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是赞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说，“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从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

当来湖南视察时，亲自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师生们怎么也不会忘记，1957年4月下旬，祖国的晴空出现几朵乌云，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华国锋同志深入学校，掌握文教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天，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身着青布便服，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他一到学校，就广泛与师生们交谈，参加座谈会。不到几天时间，办公室、教室、宿舍……整个五中校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到处都能听到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亲切声音。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华国锋同志用马列主义、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参加语文教研组的“鸣放会”，一个右派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冷静沉着地听着这个坏蛋的“鸣放”，目光炯炯，稳若泰山地向群众表示，我们欢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在党中央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后，华国锋同志亲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争，指挥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以“中国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也写及华国锋是怎样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当时在湖南的代理人，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周小舟被撤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由张平化担任这一职务。

华国锋作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撤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9月上旬，周小舟回到湖南，在湖南接受批判。此后，周小舟被降职到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

“深文”出自《史记·酷吏列传》，指制定或者援用法律文书苛细严峻。“周纳”之“周”，即周密，而“纳”是“使陷入”之意。“罗织”指罗织罪名。所以，在周小舟看来，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是引人“陷入”，然后罗织罪名，以严酷的法律治人以罪。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华国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向上迈，从县到地区，从地区到省，进入湖南省的领导核心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帆风顺的。

这一“反党集团”跟湖南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克诚是湖南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从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而周小舟则是湖南省委现任第一书记。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给湖南省委带来极大的震荡。面对这一激烈的斗争，华国锋坚决站在一边。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干劲要一鼓再鼓，假话一定不要讲，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华国锋同志这种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求实精神，受到了伟大领袖的称赞。在庐山会议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后，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来湖南视察，多次听取华国锋同志的汇报，称赞华国锋同志是讲老实话的人。

三次受到赞扬

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自江西庐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揭出了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1962年，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华国锋身为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总是一次次下乡蹲点。

周小舟在1957年对于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持怀疑态度，紧接着，在1958年，周小舟又认为发动“大跃进”，“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

正因为这样，在1958年12月彭德怀来湖南视察时，周小舟陪他同去湘潭，一路谈话，发觉彼此的见解非常相近。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时，周小舟也就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了。

一年之后，一场政治大风暴，猛烈地袭击了湖南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