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二、伟大领袖和导师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

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迫在眉睫的是两件事：一是申明对于的忠诚；二是开展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关于第一件事，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在1976年10月8日作出的建立纪念堂、出版《选集》及筹备出版《全集》的决定，已经充分申明了；

六、我们一定继承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的新。

这一文件在论述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时，同样这么写道：

这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华国锋是以“文革”的“理论”为指导粉碎“四人帮”的。这一文件指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中一些人的历史，也是极为可疑的”。

为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审查，中央在1976年10月20日成立了“王张江姚专案组”。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由汪东兴负责。

这一专案组分别在1976年12月、1977年3月6日、1977年10月15日以中央文件下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内中，材料之一主要是关于“四人帮”在去世前后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之二则主要是揭发“四人帮”的历史罪行；材料之三主要是揭露“四人帮”如何反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系统地公布“四人帮”这些罪行，对于揭批“四人帮”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材料之二前面以中央名义所加的前言中，却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粉碎了、、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也就是说，把“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党集团和“反党集团”相提并论，都作为“无产阶级**”的“胜利”。

1976年12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是“纯属”反对“四人帮”的给予平反；凡是反对“无产阶级**”的，绝不允许“翻案”！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

笔者在查阅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时，见到一整版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那标题颇为惊人：《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

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

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华国锋。

也就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论及“四人帮”时，作出了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派！

华国锋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当时，海外报纸都称“四人帮”为“左派”、“激进派”。本书一开头，就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标题便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清楚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

可是，作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华国锋对海外报刊加以驳斥道：“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引者注：指‘四人帮’）是

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

追根溯源，因为曾对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事情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事件之后。既然背叛了，也就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

批判时，理所当然批判的极左。

周恩来深受极左之苦。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

所以，按照的意见，是极左派的“总后台”。批判，就是要批判极左。

在事件之后，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既然也以为要批判的极左，于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批判极左，触动了一伙。这是因为一伙和一样，都是极左派。批判的极左，很多方面触及了一伙。这样，就在周恩来8月初那次讲话后的几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但是，《人民日报》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来自黑龙江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老大难工厂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有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稿子大样，以为很好，正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于是，他动手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便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的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龙岩”，便是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

另外，同一版上还发表了其他两篇批“左”的文章。于是，组成一个批“左”的专版，颇为醒目。

黑龙江文章的写作，跟华国锋还有点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况：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

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度不满。于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反应。

《文汇报》在上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上“龙岩”的文章表示“异议”。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发表了这次“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右倾回潮”。

也就在这时，1972年11月28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一请示报告送中央政治局阅批时，引发了周恩来和一伙的直接交锋。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这“正在考虑”，打的是“拐弯球”。

则直截了当，在12月2日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的胜利。”

的批示，使人们不由得记起在1966年8月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这样批判：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批判时，把称为“一类骗子”，也就是把等同于。既然当年认为“形‘左’实右”，那么当然也是“形‘左’实右”。

就在周恩来和张春桥、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之际，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写了一封信。王若水在信中写道：

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还向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看来，最后要由进行“裁决”了。

这时的，改变了自己最初关于是极左派“后台”的说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这样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的话，一言九鼎。

张春桥、姚文元把的谈话精神，写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

于是，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新年献词》指出：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

从此，“批林整风”不再批的极左，而是批的极右。

以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其实是因为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误。“左”，所以在他看来，是右。诚如邓小平所指出：

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的十年。

把定为“极右”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批极左，

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把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当时极左路线的需要。

前文已经写及，华国锋跟“龙岩”一文还有一点瓜葛。华国锋亲自经历了1972年那场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风波，他知道的“最后裁决”。

既然在1972年论定是“极右”，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也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了！

晚年陷入“左”的迷误，华国锋“继承”了的“左”的迷误，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帮”时陷入了“左”的迷误。

其实，华国锋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够完全接受晚年“左”的思想。

关于第二件事，比起第一件事要复杂得多。因为既然粉碎了“四人帮”，就得先向全党，再向全国，然后向全世界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也就是说，必须详细说明“四人帮”的罪行，开展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1976年10月6日深夜，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紧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要是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说明生前对于批判“四人帮”的一些指示，以求表明拘捕“四人帮”乃是遵照的遗愿进行的。

1976年10月1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第一次下达的批判“四人帮”的文件。

这一文件共分六个部分：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说：“要按照的指示，对于‘**’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华国锋上台后，提出要“保护‘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认为“四人帮”不是极‘左’派而是极右派，坚持要继续“批邓”……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成为他的核心“理论”。

1976年10月8日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在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华国锋系统地传达了对于“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据云，这是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整理的。华国锋也讲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些主要罪行。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则这样论及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华国锋记得，1976年6月15日，在病重时曾谈及：“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

也正因为这样，华国锋才会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华国锋说，由于“无产阶级**”是“基本正确”的，所以必须予以肯定。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有所不足”，所以目前“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受华国锋的这些指示的影响，在吴德的主持下，北京市委在1976年10月15日，曾下达了《关于北大当前运动的意见》。“意见”共六条，人称《六条》。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校”（亦即“梁效”），原本是“四人帮”的重要据点，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大学师生奋起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可是，北京市委的《六条》，一开头便说：“北大是伟大领袖抓的点。”这一句话，就把北京大学师生的嘴巴给堵上了！

也就是说，华国锋把粉碎“四人帮”称为“文革”的“胜利”！

其实，这是因为华国锋肯定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发动和领导的。华国锋强调，对于“无产阶级**”，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

五、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

“文革”是引为自豪的平生所干的“两件事”之一，在华国锋看来，是万万不可否定的。

华国锋论资历、威望，远不及，他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才能借的巨大威望在中国政坛站稳脚跟。他必须肯定“文革”。在他看来，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也就否定了他自己。

粉碎“四人帮”，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