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翌日，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

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央主席：

这样，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这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时刻，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兼任这一职务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在长沙的衣食住行。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

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又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的提议。

1月31日，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不

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

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去世。由于华国锋是“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也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的意见，成立了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那是在“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14日，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唯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批示精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