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晚年“左”的错误。

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的。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的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

华国锋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指示的，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鼓吹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指示的文件，凡是的指示，都不能动。”

在去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审阅。邓小平以为，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号召全国人民学好这两个文件。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

伟大领袖和导师，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的革命路线，遵循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的革命路线，违背了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的伟大旗帜下。现在，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去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的，他坚决维护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并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一位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据称，1977年1月7日，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人员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

文件，亦即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开会，布置了写作社论的任务。中央理论学习组写出初稿之后，1月21日，李鑫主持理论学习组讨论初稿，第一次在稿子里加上这样两句话：“凡是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社论中“两个凡是”的最初版本。

后来经过修改，改成：“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汪东兴批示同意之后，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的一系列“名言”：

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那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

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事件”平反的情绪。

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说了话。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周恩来去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那是1974年12月26日，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姚文元的文章《论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