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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变中国

第25章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

邓小平会不会、能不能第三次重新站起来呢?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打倒,

大家喊声齐。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务必请你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所以他请叶选宁把话捎给华国锋。

叶剑英是邓小平坚定的老战友。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时刻,他亲自给邓小平打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华国锋仍然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样,叶剑英不得不在此后不久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这时,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由于叶剑英的关心和支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守江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邓小平一人使用,以保证他的安全。叶剑英要求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12月12日、13日,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等为邓小平会诊,建议手术治疗。

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

12月24日,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后,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领导相继看望邓小平。

在手术康复之后,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邓小平被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4人一起与他谈话,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和全家住进西山军委25号楼。25号楼是王洪文住过的,在山上最高处,从车道下来就是叶剑英住的15号楼。

然而华国锋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讲话,还是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为邓小平平反,毕竟是亿万人民的呼声。李冬民在北京长安街上刷出的大字标语,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之后,据邓力群回忆: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

1977年2月8日,中央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

《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这一《通知》实际上就是声言,谁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权威,封住人们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

当时,四川省江津县一位名叫聂坤映的青年工人,犯了所谓“反革命攻击罪”,其实,他的“恶毒攻击”不过是:“该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胡说什么粉碎‘四人帮’不只是华主席一人的功劳,还有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的功劳。要不是几个老帅给华撑起,他就奈何不了‘四人帮’。”

此后,根据中央这一《通知》的精神,3月28日,国务院下发3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攻击、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

华国锋左右为难

尽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阻力重重,叶剑英却干脆把邓小平从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不远处的25号楼。如同邓力群所回忆: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

邓小平是否复出,使华国锋左右为难。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的决策,是不能违反的,是不可能让邓小平复出的。然而叶剑英等老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一而再、再而三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工作,这给华国锋以巨大的压力。

华国锋陷于左右为难之中。他一方面依然在讲话中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又称要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的遗志?

华国锋后来也曾这样解释:

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

基于以上的考虑,华国锋强调“两个凡是”,以“继承的遗志”来继续推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毕竟去世、抓捕“四人帮”这两件大事,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复出,已经是不可阻挡、势在必行的了。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节,虽说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报上仍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家中却颇为热闹。叶剑英来了,来了,王震来了,胡耀邦和万里也来了。这么多客人来向邓小平拜年,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拥护邓小平,热切地盼望邓小平早日第三次复出。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

华国锋和汪东兴抢先在一个来月前的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其实是想预先给这次会议定好调子,即在“两个凡是”的轨道上运行。

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作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吴明瑜回忆,3月9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宾馆报到时,那热烈的气氛是多年来罕见的。

那是因为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头一回在这里大聚会。老战友们劫后重逢,怎不激动万分?吴明瑜记得,胡耀邦来报到,康克清来报到,许世友来报到,吕正操来报到,都和方毅紧紧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明瑜与另外一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为胡耀邦在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批判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这一提纲的错误批判。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很多人见到胡耀邦就说:“《人民日报》今天为你‘平反’啦!”

胡耀邦得知文章是吴明瑜与另一作者起草的,所以也就很热烈地跟吴明瑜谈了起来。当时,由于胡耀邦刚刚“解放”,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时就由吴明瑜兼做他的助手。这样,吴明瑜在会上担任了方毅和胡耀邦两人的助手。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决定在会上作联合发言,推举胡耀邦为三人的代表,

由胡耀邦发言。吴明瑜协助胡耀邦起草联合发言稿。可是,胡耀邦竟然没有在会上发言。许多老干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会上的发言。这是因为从3月14日起,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温”骤降。这天,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华国锋的讲话,使老干部们大失所望。

华国锋说:

凡是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央主席,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从吴德讲话到《人民日报》社论,到华国锋的讲话,虽然几种“两个凡是”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是一样的。这次华国锋直接提出了“两个凡是”,顿时使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老干部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报到时的那股热烈的气氛不见了。

既然要“两个凡是”,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他当然取消了发言!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这时,陈云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表示应当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陈云在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1956年9月,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陈云是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巧妙地跟华国锋唱对台戏——华国锋说为“事件”平反是“为‘四人帮’翻案”,而王震却说“谁不承认‘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打倒,

惊恐吃不消。

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指责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在1966年1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第二次被打倒。然而,他又在1973年4月12日奇迹般出现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他成功地第二次复出。

接着,在1976年4月的“事件”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所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终于打倒了,老百姓个个“都拍手掌心”。

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邓小平终于复出。邓小平一出来,就朝“两个凡是”开了一炮。

打倒邓小平,

谁也弄不清。

所谓“打倒,大家喊声齐”,是指“文革”初期,在的领导下,打倒,那时人们听命于“伟大领袖”,所以“喊声齐”。

这首歌谣,生动地勾画出中国的老百姓经历四次政治大变动时的不同心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位“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千千万万人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人期望着,邓小平早日复出。邓小平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奇迹的人物。

早在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央“左”派们发动对的批判,涉及支持的邓小平。邓小平被称为“毛派”的头子,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后来,在1935年1月初,邓小平复出,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出席了遵义会议。

都拍手掌心。

这是流传在北京的一首歌谣。

什么是人心呢?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在打倒时,由于事件突然爆发,原本是“副统帅”、“接班人”的,在一夜之间成了“叛国投敌犯”,难怪老百姓“惊恐吃不消”。

至于“打倒邓小平”,真的“谁也弄不清”。

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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