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文章一开头，便点明主旨在于“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加以论述，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打算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的。

不过，由于那天有重要新闻，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屈居头版二条位置，占了头版下半版，再转到第二版。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批判“两个凡是”，也就是要批判“两个主席”的“左”的错误。可是，文章却巧妙地用“两个主席”来批判“两个主席”，令“两个凡是”派无话可说。

文章先是引用了华国锋的一段话：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接着，文章列举了是如何“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的：

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路线。1955年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时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选集》第五卷225页）

这就是说，在1958年便认为自己在1955年所作出的论断“不妥”。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在1955年所作出的这一论断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这样引用了华国锋的话，又用自己的话声言自己的“不妥”，令“两个凡是”派无懈可击。

作者精心地这样论述，是为了证明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连本人都以为自己的一些话“不妥”嘛！既然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对也就不能“两个凡是”了！

所以，文章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这一早已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本人反复论述过的基本原理，进行再论述。

文章针对“两个凡是”派把著作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而加以批驳道：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

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这就是说，马列著作以及著作都非“圣经”，他们也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著作当做“圣经”。

文章指出，曾批评过把马列著作当做“圣经”，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

“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主义。

这里点名批判、“四人帮”，实际上暗指“两个凡是”派。因为“两个凡是”派把的话当成“句句是真理”，把著作当成“圣经”。

虽说《人民日报》在1978年3月26日发表了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打响了“真理标准”论战的第一炮。但是，真正有分量、引起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的，是《光明日报》这发重磅炮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发重磅炮弹，胡耀邦曾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判断完全正确，这篇文章确实载入了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学术性”文章，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风暴骤起。这是因为许多家报纸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明这篇文章“颇有来头”，引起高层的关注。

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所转发。

由于新华社的转发，所以在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级大报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就是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这一回站在一起，打破了往日的“二比二”，形成了“三比一”的局面。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平日的惯例总是《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不多见的，而且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许多人注意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从《人民日报》转载引发的。

果真，《人民日报》的转载，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这位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

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思想伟大红旗”。

笔者采访了当事人胡绩伟。据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左手持电话耳机，右手作记录。胡绩伟说，这是他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贯彻、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

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思想，而是死抱着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宣言》，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的指示，去修改思想，认为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这个电话，是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告诉笔者，他接完吴冷西的电话，便把所记电话记录交付排印。半小时后，电话记录就印好了。胡绩伟把这一电话记录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以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另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曾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当时，她和杨西光尚未在北京安家，中央宣传部把他们临时安排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不过，杨西光由于工作很忙，平日住在报社里，很少去那家宾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杨西光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和季宝卿去宾馆住。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电话是胡绩伟打来的。胡绩伟向杨西光通报了吴冷西电话的内容。在胡绩伟看来，吴冷西的电话是冲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来的，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是《光明日报》发表的，他除了要把排印好的吴冷西电话记录派人送给杨西光之外，赶紧先打个电话给通报这一突**况。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电话事件”迅速在高层传开。

据吴明瑜告诉笔者，于光远曾这样风趣地评价了“电话事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是‘老生常谈’，而那个电话却立了‘大功’，一下子使人们注意起那篇‘老生常谈’来了。”

吴江也这么说：

那天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关于华国锋的。《光明日报》的大字标题是：

满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但是，为了避免正面冲击，授“两个凡是”派以柄，杨西光考虑再三，还是把这句话删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且不说作者最初的立意、构思，在责任编辑王强华所作《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的讲话记录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们的激烈反对。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胡耀邦却说：“理论问题要勇敢。”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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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这一新闻，还刊登了在平壤车站，华国锋和金日成握手告别的照片。

“凡是派”与“实践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篇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显而易见，这纯粹出于斗争艺术的需要，行文不能不讲究“迂回曲折”。因为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前已述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本来是有一句“点”到“两个凡是”的：

后来，外国记者这样加以评论：“‘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也就是说，外国记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央主要领导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两个凡是”，被称之为“凡是派”；另一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称之为“实践派”。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耐人寻味的是，下半版刊登的却是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上半版”与“下半版”之间的深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