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前也没有署名，文末括号内注明这么一行字：“《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显然，《理论动态》删去了原尾注中的“作者胡福明同志”7个字。

《理论动态》为什么要删去“作者胡福明同志”这7个字呢？

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交《理论动态》发表，内中还有一位人物在幕后牵线。此人便是《理论动态》编辑组长孟凡。

据孟凡告诉笔者，他与杨西光有着很深的战友之情。

孟凡是山东黄县人，生于1919年。

此时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改的过程中胡福明同志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因此再署原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有同志”，并非孙长江。孙长江对于如何署名，在当时丝毫不计较。但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有同志”提出了意见，于是决定仅注“《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孙长江还透露，这“本刊作了修改”一句，原本是“本刊作了较多修改”。后来删去了“较多”两字，以减轻中央党校的“参与”的分量。内中的原因如前所述，因为华国锋当时是中央党校校长，“本刊”——《理论动态》——是中央党校的刊物，发表反对校长的文章，不能不格外小心。“较多修改”无疑表明《理论动态》深深地卷入了此文的写作。所以，不能不把“较多”两字删去。

尽管《理论动态》已经对文末的只有一句话的注释反复推敲，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还是使作为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和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深深的不快。后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胡耀邦请华国锋来讲话，华国锋不去；胡耀邦请汪东兴来讲话，汪东兴也不来。于是，给胡耀邦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是后话。

眼下，此文要由“供稿”的《光明日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又该如何署名呢？

照理，此文应署：“胡福明、孙长江。”然而，杨西光却决定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

为什么杨西光要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呢？

这“特约评论员”名义倒并非杨西光的创造，并非《光明日报》的创造，却是最早见于《人民日报》。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写过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十分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特殊的名义在那特殊的年月所起的特殊的作用：

《人民日报》不署作者姓名的评论，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观察家到短评、编者的话等等，十多种名称，读者比较熟悉。只有“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从1978年2月开始，到1981年5月，用了3年多时间，以后很少再用。但这个名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当时不少兄弟报刊也用这个名字，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人民日报》大多摘要转载，以《解放军报》的为多。

李庄这样谈及“特约评论员”的来历：

在读者心目中，《人民日报》的评论员以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分量最重。远的如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已成为国际运动论战中的历史文献。近的如1977年11月1日刊登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阶级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当天《人民日报》6个版，全部登载这一篇文章，为创刊以来所仅见。这类文章质量高，数量少，都为有关机关精心准备，中央慎重审改，《人民日报》实际没有做多少工作。社论也受读者重视，它们代表党报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传达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声音。《人民日报》社论都由受中央委托的领导同志过目，最重要的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准。

这本来是《人民日报》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造成一些困难。1977年2月7日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是党中央分管宣传的汪东兴同志决定、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当时就非登不可。我们曾经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但这种社论绝难在宣扬“凡是”的同志手中通过。为了绕过这一关，曾考虑作评论员文章发表，又担心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不够。想来想去，想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它不必送审，又能引起读者较大的关注，好主意！

杨西光决定也采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出于以下两点：第一是富有权威性；第二是可以不必送审。

内中第二条特别重要。本来，重要的文章送审，也是应该的，只是考虑到当时送审要送到汪东兴手里，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能胎死腹中！

据云，杨西光的主意，来自胡耀邦：本来，不署“社论”，署“评论员”文章，为的是避免报审。但是，由于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多次使用“评论员”名义，汪东兴又规定，重要的“评论员”文章也要送审。为此，胡耀邦建议杨西光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这“本报特约”，意味着不是“本报评论员”，而是约写的外稿。既然是外稿，当然也就不必送审了。

当时，胡耀邦是这么说的：“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表明不是报社写的，而是社外同志个人写的，可以不代表党报，不送审也就更有理由。”杨西光的头脑是很清醒的：遵照胡耀邦的意见，这篇文章特意署“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避免了送汪东兴审阅。

然而，胡耀邦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与《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杨西光却把此文事先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借此“争”得胡耀邦的审阅！

所以，杨西光的“送审”，以及“送”哪里“审”，有着妙不可言的“天机”。

胡福明也曾这样回忆杨西光对他所谈改署“特约评论员”一事：

他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当时，我只考虑如何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到4月底，在文章的小样上，都署我的名字，文章发表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来头很大，特别引人注目。这正是运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以上情况《光明日报》的同志大概是知道的。我想，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同志职权范围内的事。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见报前，杨西光还在自己可靠的朋友圈内征求对这篇文章的意见。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杨西光还曾把清样送金冲及，请他提意见。金冲及曾与杨西光共事于上海复旦大学，后来，金冲及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当时看了清样，对杨西光说：“我赞成！”

杨西光还给季宝卿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清样。季宝卿看后则说：“我担心会出问题。”

杨西光很坚决地说：“我不怕！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什么？”

杨西光还很严肃地说：“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如果出什么事，我将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相信，我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错。”

季宝卿又说：“文章中批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会不会惹麻烦？”

杨西光说：“那是说的话，他们不敢说三道四的。”

杨西光在主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

在杨西光去世后，《光明日报》所载杨西光生平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和评价杨西光：“主持修订和果断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这样，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头版位置推出了酝酿了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多次、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一场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风暴。

1946年，孟凡在华东野战军联络部调研科担任副科长时，科长便是杨西光。

1947年，中央华东局成立教导总团，负责教育起义、投诚以及被俘的国民党团以上的高级军官。杨西光担任总团的教育长，而孟凡则担任总团的训练处副处长。

不过，杨西光又为如何署名费思量。

本来，胡福明文章一直署胡福明的名字，孙长江的文章则署孙长江的名字。合并之后，4月27日，由吴江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前没有署名，文末括号内加了这么一行字：“《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修改。”

胡耀邦第二次审阅，是在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看了之后说：“我认为这个稿子可以了。”胡耀邦还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是作者之一，却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据孙长江告诉笔者，这样加注，有着在当时不便明说的原因：这篇文章是批判“两个凡是”的，而华国锋当时是中央党校校长，《理论动态》作为中央党校的刊物有所不便，胡耀邦也有所不便。所以，文末特地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表示《理论动态》是转载外稿。孙长江说，这一条在当时不便说明的原因，谁都不明说，但是谁心中都明白。

这样，孟凡和杨西光有着难忘的共事之谊。

杨西光原先的夫人庐凌，曾是孟凡领导下的科员，孟凡还是庐凌的入党介绍人。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决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而《理论动态》的文章在发表前照例要送胡耀邦审阅。这样，杨西光就争取到了胡耀邦的支持。

也就是说，胡耀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后拍板了。

胡耀邦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使杨西光心中有了主心骨。

《光明日报》终于推出“特约评论员”文章

正因为杨西光和孟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杨西光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便与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孟凡过从甚密。再说，不论是杨西光还是孟凡，又都非常崇敬胡耀邦，跟胡耀邦有着许多交往。

所以，有了孟凡这位老战友的帮助，杨西光跟《理论动态》有了许多联系。

这是因为中央党校有人提出了意见。

马沛文提供给本书作者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是这么谈及的：

头一回，胡耀邦在清样上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胡耀邦画的那个圈，是“圈阅”之意。这表示胡耀邦同意发表此文。

此文修改后，又送胡耀邦审阅。

后来，在1958年，孟凡下放到上海，担任上钢五厂副厂长，而杨西光当时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他俩又在上海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