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杨西光指示把新的修改稿小样——4月23日、24日修改稿——再送中央党校，请吴江、孙长江提出意见。

这时，吴江向孙长江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即把孙长江写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因为两篇文章都是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有优点，不如把各自优点合在一起，以加强文章的分量。

据孙长江告诉笔者，当时他写的文章，已经写了一个多月了。

“杨西光同志：

写得不错，是一篇有力的说理文章。

吴江4月22日”

由于胡福明离开北京回南京去了，于是，杨西光请孙长江动手，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一次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孙长江对笔者说，加上“唯一”两字是极为重要的。强调了“唯一”，那就是说，除了实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马列主义、思想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这“唯一”两字，把概念说得非常明确。孙长江强调说，“唯一”两字是文章的灵魂，加上“唯一”两字，使文章提高了一个层次。

据王强华回忆，当时《光明日报》张义德也建议加上“唯一”两字，可以说是与孙长江不谋而合。

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汪东兴果然对“唯一”两字兴师问罪，认为是“砍旗”。

但是，孙长江找出的一段指示，内中有一句：“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这下子，“两个凡是”派们无话可说！

孙长江说，本来，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不是讲过“唯一”，都不影响这一基本原理的客观存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却不能不用的话，来堵“两个凡是”派的嘴。关于这次大修改，《光明日报》评论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是这么谈及的：

孙长江同志修改的稿子，与4月23日24日的改稿比较，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文章又加了在1958年修改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

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文章在公开发表时，对超越实践设置“禁区”的现象又加重了批判，说这不仅造成蒙昧主义，还会变为“唯心主义”、“文化主义。”

胡福明也认为：

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里谈谈他作的修改：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我修改后的文章是四部分，孙长江老师对四部分作了调整……

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如孙长江老师对“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作了发挥，指出“只有”、“才是”就表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孙老师的修改，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4月27日，吴江在孙长江修改后的文稿上方，写了这么一段话：

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各一份5月10日那期用。吴江4月27日

吴江所说的“5月10日那期用”，是因为《理论动态》逢五或者逢十出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已经箭在弦、剑出鞘，马上要向“两个凡是”发动攻击。

这时，华国锋正忙于准备出访。

对于华国锋来说，领导农业是他的特长，而外交则是他的“特短”。然而，作为国家元首，总不能一年到头坐在国内。华国锋要改善自己的领袖形象，要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出访。

华国锋要访问的，当然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当时苏联、蒙古和中国关系紧张，称他们为“修正主义”，所以华国锋也就对他们很冷淡。越南在胡志明时代原本与中国关系很好，这时却与中国交恶，在国内掀起排华浪潮，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照会越南政府。跟中国关系最好的邻国，当然首推朝鲜。

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一直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华国锋决定访问朝鲜。他在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1978年5月4日上午乘专车离开北京，邓小平、、汪东兴三位中央副主席前往北京车站为他送行。华国锋所率的代表团成员中，有耿飚、陈慕华、黄华等，还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

代表团在5日上午11点50分到达平壤，金日成到车站迎接。华国锋沉浸于5月的鲜花和欢迎的歌声之中。

5月10日，华国锋结束对朝鲜的访问。

5月11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叶剑英、邓小平等到车站迎接。正是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地位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了“两个凡是”以沉重的一击！

其实，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前一天——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先行发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光明日报》组织写作的文章，为什么要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呢？这除了因为吴江和孙长江是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杨西光深知此文非同小可，应该主动争取胡耀邦的指导和支持。

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跟《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杨西光无法以《光明日报》的名义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送胡耀邦审阅。但是，杨西光知道，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事先都要经过胡耀邦审阅。因为胡耀邦当时虽然已经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是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杨西光决定先将此文交《理论动态》发表，便可以借助于《理论动态》的途径，使此文在正式发表前，听取胡耀邦的意见……

如此巧妙“设计”的送审途径，足见杨西光用心之良苦。

这张稿纸，我还保留着，用科学方法当可鉴定《光明日报》当年的稿纸与我当年的字迹。

吴江看了4月20日的修改稿，还曾指出：“稿子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光明日报》有人反对发表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者以为，发表这篇文章，将使《光明日报》“与中央处于对立的地位”。

杨西光置之不理，他非常坚决地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第三，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发表后的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按照杨西光同志的嘱咐，我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同志，听取吴江同志的意见。吴江同志充分肯定了文章，向我谈了修改意见。他的基本观点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论证充分一些，文章写得周密一些，以增强战斗力。他的意见很好。在他桌上，放着杨西光同志给他送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一份小样，吴江同志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我随即在《光明日报》的稿纸上记了下来：

杨西光则提出，“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其青春的观点”。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再次讨论4月20日的小样，并对文章进行了许多修改。

据马沛文提供给本书作者的《光明日报》评论部1985年1月20日所写《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指出，这几天的修改共分五个方面：

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在23日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较含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

第四，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理论的巨大作用，又强调马列主义、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第五，文章的结尾部分分量加重了。这一次修改，明确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存在的“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武器来把它冲破。

这样，经过再次修改，又排出新的小样。新的小样的改动和补充处颇多。对于马沛文原先所加的那段话，改掉了两个“凡是”的字样：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即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

杨西光也以为吴江的意见很好。

孙长江也同意了。

第一，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改为四大段。全文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怎样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由实践来检验等四个问题。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

第二，文章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前进了一步。改样的题目和内容都明确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孙长江在送出的20日的改稿上，也把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题一步一步地深化了。

杨西光作为总编辑，反复斟酌着马沛文加的那段话。经过再三考虑，杨西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因为“两个凡是”毕竟是“英明领袖”的话，毕竟是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的话，不便于如此直言不讳地点穿——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写的，但是在写作中又不能不讲究斗争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