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据胡福明回忆，杨西光曾这样跟他谈及：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光明日报》工作。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据季宝卿回忆，在杨西光正式调动工作前，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冯文彬，曾征求过杨西光的意见。当时许多人劝杨西光别去《光明日报》，还是回上海为好。因为《光明日报》人地生疏，情况错综复杂，而总编辑工作又处于风口浪尖，缺乏“安全感”。不如回上海，人熟地熟。杨西光却是一位敢说敢为的人，他认为《光明日报》是很重要的宣传工作岗位，便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就同意组织上的安排，前往《光明日报》。

在“张成”的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即1978年4月4日，《光明日报》对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决定在4月11日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推出。

《光明日报》已经拼好《哲学》专刊第77期的大样：

这时，胡福明的文章约5000字左右，题目由原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位于上半版，大约占整个版面的2/3篇幅。

就在杨西光刚刚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不久，马沛文把准备在1978年4月11日刊出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送给了杨西光，请这位新总编审阅。

据胡福明回忆，王强华后来告诉他：“因为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所以送给新任总编杨西光审阅。”

杨西光一口气读完胡福明的文章，作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

作为总编，对文章握有生杀大权。杨西光难道要“杀”掉反复修改好多次的这篇文章？

不，不。杨西光作为经验丰富的总编辑，确实具备“慧眼”。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在他进《光明日报》之前已经改了多少遍，他却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力作！

他觉得此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不够醒目，不够突出。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报》头版位置醒目地推出。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他的工作魄力和敏锐目光。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也表明了《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脱离“两个凡是”的轨道。

正因为他准备把此文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所以他又觉得这篇文章分量还不够，还应作一些重大修改，以加强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给“两个凡是”以有力的一击！

所以，杨西光看了胡福明文章后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即：“主题重要，分量不够。”

为此，杨西光又决定：

第一，胡福明的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论问题，而是应该从现实的思想斗争的需要出发，加强战斗性。文章要贯穿反对“两个凡是”，要作大修改。

第二，必须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除了《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之外，还要联合其他报纸加以转载。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作者胡福明与南京大学哲学系两位教师一起，从南京到北京出席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会议，住在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党校；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告诉杨西光，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

这个“有人”，便是江春泽。江春泽毕业于复旦大学，而当时杨西光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有着师生之谊。这时，江春泽被抽调到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消息灵通的江春泽，向杨西光通报了来自中央党校的重要信息。

这“三巧”凑在一起，即杨西光走马上任《光明日报》老总、胡福明来到北京、

杨西光获知孙长江在写类似文章，促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4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没有发表胡福明的文章。

4月13日傍晚，王强华坐着杨西光那辆黑色的小轿车，先是到东直门外把刚刚抵京的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接着又去把孙长江接来。

这样，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这五位核心人物是：《光明日报》新老总杨西光，来自南京的胡福明，来自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责任编辑王强华。

胡福明见到了孙长江，客气了一番，称他为“孙老师”。这是因为胡福明1959年9月至1962年11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是哲学系教师，曾给胡福明教过先秦哲学的一部分，即《周易》。尽管孙长江的年龄跟胡福明相差不多，孙长江从22岁起就做教师，所以教过胡福明。

有杨西光挂帅，有胡福明和孙长江两位作者联手，加上马沛文和王强华参谋，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杨西光作为总编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看重胡福明的文章，就是因为可以用这篇文章狠狠地批判“两个凡是”——他的立意是非常明确的。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杨西光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期间，写信给她，便提及，他正在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杨西光特别提及，他在细读的《实践论》。他说，这次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收益颇大，很难得有这样好的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中央党校学习，学员们要写论文。当时，杨西光所选定的论文题目，便是《学习〈实践论〉》。他曾写出很详细的论文提纲。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听了胡耀邦的关于要用实践来检验党史的报告，注意到实践是检验党的一切决策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所以，杨西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也正因为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深入研究过这一论题，加上他作为高级干部，深知当时高层围绕“两个凡是”所展开的尖锐斗争，所以他能站得高，看得远。

诚如马沛文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当时他虽然也知道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并不知道“两个凡是”背后的那些深刻的高层斗争。杨西光则不同。杨西光站得比他高，比作者高。正因为这样，杨西光对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在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命运的那次会议上，

杨西光先是征询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你们认为该怎么改？”

胡福明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从理论上讲透！”

孙长江也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侧重于路线上讲透！”

听了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后，杨西光谈了对文章的重要修改意见。

王强华在一侧，记下了杨西光的讲话要点。以下是王强华笔记本上所记杨西光讲话的要点原文：

完全、准确的思想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有。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

提高一些。

毛——想继承符合马列原理。

同时也是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本身的作用也要讲。

指出寻找真理的明灯、途径。

本身不是检验标准。

理论本身。理论实践关系。

本文讲了三部分：

1、理论；2、本身；3、现实。

可以讲得更明确些。结构。

最后一部分放什么地方。

在揭批“四人帮”中间出现的问题。

流毒的尾巴仍在最后。

例子本身少一些，论述多一些。

例子太长，就有些沉闷。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

联共党史的话。真理、路线与实践。

明朗：真正高举旗帜。

注意：完整、准确的思想。

二条符合基本原理。

实践检验。

怎样研究探讨思想。

两个凡是。

理论作用。

科学与民主。

文化与民主。

虽说王强华的记录过于简略，但是从杨西光的思路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强调“完整、准确的思想”，强调“实践检验”，以求批判“两个凡是”。

王强华说，最后两行“科学与民主”、“文化与民主”，是杨西光给胡福明和孙长江出的两个题目，希望胡福明和孙长江继续为《光明日报》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据胡福明回忆，这次会议的意见是这样的：

当时，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归纳起来说，有几点：第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打碎“精神枷锁”，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加强针对性、战斗力，对准“两个凡是”。第二，文章的论述要更充分一些，再深一些，同时理论上更严谨、更完整一些，不能授人以柄。讨论结束时，杨西光同志要我按照大家提的意见，继续修改。这次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的发言。马沛文同志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评论部后来把那次讨论的意见，归结为以下五点：

（1）宗旨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2）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阐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

（3）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都曾经用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4）更加有力地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鲜明地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宗教信条的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倾向；

（5）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而且马克思主义要永葆青春，使理论更具有活力和指导作用。

胡耀邦一锤定音

胡福明这样回忆当时在北京对文章进行修改的情形：

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陈筠泉、李今山等同志，都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同宿舍的周抗（上海社科院）、黎克明（华南师范学院）、张明（曲阜师范学院）同志，也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南大哲学系的李华钰、马淑鸾同志，更知道我在修改文章，还读过我的修改稿。那时，我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往返了三四次。

胡福明修改稿的清样，到了杨西光的手中。

在杨西光看来，这篇文章应是摧毁“两个凡是”的一发重磅炮弹，所以，杨西光对于这篇文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要求也很高。

在胡福明结束了哲学讨论会之后，杨西光把胡福明接到了《光明日报》招待所，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

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

杨西光向胡福明“透底”，使胡福明意识到这篇文章已经成了非同寻常的文章。

也正因为杨西光把胡福明的文章作为非同寻常的文章看待，所以反复看了胡福明修改稿小样，又请马沛文和王强华对胡福明的稿子进行了一次修改。

《光明日报》于4月20日又一次排出小样。

在这次修改中，马沛文在文章的第三节，加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用“影射”的手法批评了“两个凡是”。

马沛文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进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发挥道：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马沛文借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来隐晦地点名批评了“两个凡是”。

杨西光把4月20日的小样派人送中央党校吴江那里，并嘱胡福明前往吴江那里听取吴江的意见。

据胡福明回忆：

下半版则是一篇题为《斥张春桥污蔑工人阶级的谬论》的文章。

就在胡福明的文章将发而未发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

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缺人，便建议调杨西光担此重任。

胡耀邦调杨西光主笔《光明日报》，是为了改变北京中央报刊“二比二”的局面。

杨西光的夫人庐凌，在“文革”中患肺癌去世。1975年，杨西光与季宝卿结婚。季宝卿曾担任过杨西光秘书。

关键时刻来了杨西光

新总编辑是在3月被任命的。不早不晚，恰恰在4月上旬，他正式前来上班，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说巧真巧，这位新总编辑居然算是胡耀邦的“学生”——虽说他跟胡耀邦同庚，但他是“文革”后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的学员，而胡耀邦是副校长，当然可以算是他的“师长”。

此后，他担任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当年杨西光在上海的地位，只是略低于张春桥。

在粉碎“四人帮”时，杨西光正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不久，杨西光得以重新起用，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仍沿用“文革”中的名称）副主任，亦即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

在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之际，杨西光被派往那里学习。杨西光在那里跟胡耀邦有了许多接触。杨西光听了胡耀邦多次报告，很佩服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勇气和见解。

1978年，杨西光没有回上海过春节，他去胡耀邦家拜年，两人作了长谈。

杨西光是安徽芜湖人氏。1933年，18岁的他加入中国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此后曾在重庆新闻记者学会工作。1940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杨西光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验。1949年后他曾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

季宝卿说，杨西光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决不人云亦云，一旦他看准了，就坚决去做，毫不犹豫。他是一个对工作燃烧着高度热情的人。他喜欢工作，只是忙于工作。在他看来，只有在工作中度过，生命才有意义。他唯一的爱好是看书看报。杨西光读书面很广，政治、党史类的书要看，文艺书也爱看，常读《收获》杂志，自然科学的书也读了不少，每天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由于工作太累，杨西光不断抽烟，每日两包，以致最后因气管炎转肺心病而去世。

在1978年3月，杨西光已经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但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是在1978年4月初结业，所以杨西光在4月上旬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当“文革”之火在上海滩熊熊燃起，张春桥乘“火箭”上升，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而杨西光则遭到批斗。上海的街头到处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曾十分赞赏这口号，居然能够一口气背出来。说，红卫兵们也懂得“区别对待”了——“火烧”、“揪出”、“打倒”、

“砸烂”，意味着“区别”。杨西光被列为第三档，在“打倒”之列，可见够呛。

此人名唤杨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