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

学生们为什么交白卷呢？

其实，学生心里想说“不是”，却又担心：“老师是不是想引导我们犯错误呢？”所以，干脆还是交白卷为好！

张成的文章，虽然简单，但是毕竟把这个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公开提了出来。

孙长江在1978年3月，向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马文瑞汇报过自己正在写作的这篇论文。那时，胡耀邦调往中央组织部之后，虽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但是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由马文瑞主持。

相比之下，胡福明比孙长江着手早一些，进展也快一些。胡福明的文章1978年1月14日在《光明日报》打出清样之后，又作了4次修改。关于这4次修改，可以从1978年3月20日胡福明文章的第四次改样一开头所标明的一行字，查到每一次改样的日期：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一、三十，二改，二、二，三改，三、二十，四改

一头银灰色头发的汪子嵩，一派学者风度。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调往《人民日报》理论部，而当时的主任则是何匡。

汪子嵩说，“张成”，实际上也就是张德成。张德成当时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不过，张德成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间很短，连他都不知道张德成现在在何处。

好在弄明白了“张成”即张德成，几经曲折，笔者还是在北京找到了年已七十的张德成。

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花白的张德成向笔者回忆起往事……

张德成，四川自贡市富顺县人氏，出生于1926年，1953年加入中国。

1954年任中央宣传部属下的《学习》杂志编辑。1958年任《红旗》杂志编辑。1969年到石家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调到河南省南阳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77年9月，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任编辑，工作了两年，于1979年10月调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正式办理调离手续为1980年9月）。

笔者问张德成，那篇《标准只有一个》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说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那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在主任何匡和副主任汪子嵩领导下，针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战线上诸多拨乱反正话题，提倡写“千字文”。即一题一文，短小精悍，说清道理，生动活泼。

何匡和汪子嵩出了一批题目，让理论部的编辑们“自由选择”，写成文章。

那时，张德成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也就让老编辑们先选。轮到张德成时，那一批题目差不多都有“主”了，只剩下一个《标准只有一个》。张德成别无选择，只好奉命写《标准只有一个》。

张德成一着手，就发觉《标准只有一个》这题目很难做文章——怪不得这个题目没有人认领。

尽管难写，张德成花了几天时间，还是把文章写出来了，交到汪子嵩手里。

汪子嵩对张德成的文章，作了许多修改。接着，何匡也作了些修改。这样，文章决定发表。

发表时要署名。汪子嵩在文章上署了“张德成”三个字。张德成认为，汪子嵩和何匡对文章作了许多修改，出了很多力，怎么可以署他一个人的名字呢？于是，他随手把“德”字圈去，变成“张成”。

汪子嵩见了，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怎么可以缺‘德’呢？！”张德成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张德成也一直以为：“这篇只有1000余字的短文，事实上是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几位同志的集体作品，主要由我执笔。”

这样，《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张成”的文章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说道：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张成”的文章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科学，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再三强调：人应该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张成”着重谈到了的《实践论》中的见解：

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的，是的《实践论》。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请注意！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本来，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早已在《实践论》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为什么这时又要拿出来重新谈论一番呢？

作者“张成”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点明了原因：

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当他们要判断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时，不管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是看书本上是怎样讲的。这些同志不了解，即使书本上讲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张成”的文章，表面上似乎一直在谈论理论问题，但是如果把他的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换成“思想”，那就清清楚楚是针对当时的现实的。

由于理论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所以，的某一句话、某一段指示、某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同样“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

这篇思想评论，虽然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而实际上却在批判“两个凡是”。

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的第一篇文章。只是这篇文章不长，是“千字文”，而且没有以显要地位发表，所以发表之后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不过，“张成”文章的发表，却加速了胡福明文章的发表进程……

这也就是说，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1978年1月26日、1月30日、2月2日、3月20日，分别作了修改，前后共4次……胡福明也这样回忆：

在2月、3月、4月，强华同志都给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对修改文章没有提出进一步明确要求。修改的目的，似乎在使文章全面正确，无懈可击，不给人以把柄。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篇理论文章反复修改，而迟迟不予发表？

“今年初，我们初步感觉到这是个问题，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思想评论，发表在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马列主义、思想是真理，是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不同，不能把理论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讲得很简单……”在当时，“马列主义、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很明白的道理，很多人并不明白。浙江大学在当时的政治课考试中，出了这么一道题：“马列主义、思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

很多学生交了白卷！

也真巧，就在这个版面上，紧挨着胡福明的文章，发表了用花边围起来的另一篇文章，署名“张成”。这是一篇思想评论，题为《标准只有一个》。

最初，胡福明和孙长江“水牛角，黄牛角，各归各”，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所进行的工作，各自埋头于研究和写作。

确实，《光明日报》要胡福明一次次进行修改，却又“迟迟不予发表”。这既表明《光明日报》对胡福明文章的看重，又表明《光明日报》对发表胡福明文章的慎重，因为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征讨“两个凡是”的文章。

胡福明曾写信告诉王强华，自己可能要去北京开会。

胡福明按照《光明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在3月20日又作了修改。就在《光明日报》准备郑重推出胡福明的文章时刻，《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并不醒目但是很重要的文章……

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不长，只有1000多字，却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放响了第一炮。

张成的文章表明，除了胡福明、孙长江之外，又有人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清楚表明，此后在中国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论战，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关于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在1978年7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曾这么谈及《标准只有一个》一文的来龙去脉：“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我们总要收到许多信，表示反对。他们的根据大多是引用的某一句话，许多实际上是被‘四人帮’篡改的话。

您说要来北京开会，不知何时可到京？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想等您来京时面商，可老等也不见您来，只好再把小样寄给您，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

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式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这位“张成”，是何等人物，鲜为人知。

为了了解“张成”文章的来历，笔者采访了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

《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右下角“报刊论文摘要”栏目里，摘要发表了胡福明的文章，即《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文末注明：“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王强华在1978年3月13日给胡福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