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0
像这样的理解才符合中医的不偏不倚、四平八稳的主旨，而张元素的“川芎散肝，细辛补肝，白芍泻肝”用药心得只是反映了调和五味中的“酸有余”这一病理机制，并不能放在所有的肝病上面。其《医学启源论·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中总结道：“肝胆：味辛补，酸泻；气温补，凉泻。脾胃：味甘补，苦泻；气温热补，寒凉泻。肺大肠：味酸补，辛泻；气凉补，温泻。肾**：味苦补，咸泻；气寒补，热泻。心小肠，味咸补，甘泻；气热补，寒泻”也是犯了相同的错误。
后世的医家在苦于无制方之法的时候，骤然见到张元素总结的用药规律，还不是如奉纶旨，一个个在此基础上发挥，却不知道都犯了相同的错误，“误把冯京作马凉”，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方法只限用于五脏偏胜这一病机的，而张元素的“五行制方生克法”阐述的就是这一观点。
张元素的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与之前的刘完素的理论不谋而合，刘完素认为“六气有余皆化火、五志过极皆为热”，用药以寒凉为主，张元素虽然在著述上没有明言，但用药以五脏相克为补，却是在有意无意的对刘的理论做了补充。
说完这句，贺财怔怔地望着门外出神，柳孜致只当他在整理思路，也不去打断他。好半晌，贺财说道：“之所以现在中医对很多病都拿不出得力的方药，就是因为丢失了这个制方的要诀。”
“在古籍中明言提及制方要诀的是易水学派的张元素。”
“张元素也算得上是个天才，他在整理前人心得之后，提出根据药物的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的关系而将药物分类的方法，如药物味之薄者，气之厚者属阳，归于风升生一类；气之薄者，味之厚者，属阴，归于干燥降收，寒沉藏一类；气平，味淡者，归于湿化一类等等。”
由此，也形成了我们现代中医用药的格局：汗、吐、下、和、温、清、补八法。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虚损·论治》中提出：“凡阴中有火者，大忌辛温，如姜、桂、附、破故纸、白术、苍术、半夏之属，皆不可轻用；即如人参、黄芪、枸杞子、当归、杜仲之类，是皆阴中有阳，亦当酌用之，盖恐阳旺而阴消，热增则水益涸耳。然阴虚者，因其水亏，而水亏者，又忌寒凉，盖苦劣之流，盖非资水之物。其有火盛之甚，不得不从清凉者，亦当兼壮水之剂，相机兼用，而可止即止，以防其败。斯得滋补之。”
张元素之后，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得后世医家学说一大堆，看起来百家争鸣，热闹不已，其实却是各执一词，为此，甚至引起其学派的“粉丝”相互攻讦。比如《温病条辨》的序言中，就评说张景岳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妄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而张景岳的“粉丝”却说张景岳是“医门之柱石，渡世之津梁”，如此种种，都是未能尽窥全豹之误。
其实，张元素对中医来说，应该是功大于过的，但之后的谬误也不能说与他无关。
贺财随手翻阅着柳孜致的笔记，将柳孜致笔记上记录的能用上的条文一一念出，然后又拿起所用到的书本，大略地评说了一下金元之后各医家学说，虽是侃侃而谈，但神色淡然，却有一分从容的意味。
柳孜致对于这医史虽没有研究，但有一条却是知道的，待贺财说完了便道：“张元素的学说我是不知道，但他的‘引经报使’学说我觉得蛮不错的，现在临床上的药物加减方法，应该就出自这学说。”
贺财道：“张元素之后的各家学说都有缺陷，之所以能在临床上各行其道而又名动一方，这引经报使学说应该功不可没。”说到这里，贺财笑了笑，说道：“关于引经报使学说还有一个故事。”柳孜致“哦”了一声，好奇地问道：“什么故事？”贺财又笑了笑，道：“这个故事来自网络，也当真不得，我姑且说之，你姑且听之。”当下将这个故事说了出来。
话说有一个叫邹澍的医生在学习《本经疏证》以及《本草思辨录》时，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的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仿佛在玩数字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
“这是经方学派在评说时方学派的一些说法，其真实性不得而知。不过，中医本就是经验医学，很多东西都是靠医生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这也无损于引经学说的权威性。”贺财补充道：“这学说经过后世的医家不断补充完善，如今已然成为中医的一个部分，如究其实质，却是与西医的药理有些类似——比如某抗生素对肠道感染有良好效果，虽然也很实用，但若说其主旨，却是与中医的本源偏离太远了。”
贺财一阵说张元素的学说有误；一阵又说张元素功不可没，如换个人听的话，难保不被贺财弄迷糊，还好柳孜致的思路清晰，将贺财的观点梳理了一下，瞬间便得出了要点，于是问道：“师傅你是说现在的中医有很大的弊端对吧？那么这个弊端是什么？”
“攻补不明。”贺财道：“张元素之后，各医家在临床中都发现张元素与刘完素的理论存在很大缺陷，于是各执一词，而由于理论的不完善，对于很多药物的运用便缺乏好的指导，在对某些病时这类药物临床便划归禁用行列，如前面张景岳的‘虚损禁用热药说’，这些都是对攻补不明所导致的。”
看着柳孜致迷惑的目光，贺财又道：“究其原因，还是各医家在学习的时候迷失了方向，没有探寻中医的最基本的制方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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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补不明？方剂书里说得明明白白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里面汗吐下清应该是攻邪，温补和消应该……好像中医对攻和补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只要利于病情好转的，攻便是补，这里攻与补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通常我们还是把温里的、滋阴的、壮阳的称为补，其他的称为攻——攻和补，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说到这里，贺财尴尬地一笑，说道：“记不住了，等我翻书给你看。”说完，又回转里屋拿本书出来。柳孜致不由会心一笑。中医历代典籍繁多，各家论述多不胜数，要说能全部记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转眼贺财便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的却是一本《中医各家学说》，估计是一本概论性质的教材。贺财查找了一下，然后点着条目让柳孜致自己参看。
所以，《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又强调道：“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偏胜之气过久，是导致夭折死亡的缘由。）而在《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云：“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所伤，本在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所以，古人才有“慎和五味，五脏安和”的说法。
“我想，应该是错误的导向。”贺财肯定道。
第1卷(10)
张元素的制方论除了上面说的，还独创了我们现在广为运用的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学说，如同为泻火药物中，黄芩泻肺火，黄连泻心火，白芍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石膏泻胃火。
另外，张元素根据《素问·脏气时法论》的五脏喜恶苦欲的理论，将药物对脏腑的补泻做了进一步阐发。如在《医学启源·脏气法时补泻法》中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黄芩。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临证中又用川芎散肝，细辛补肝，白芍泻肝；芒硝软心，泽泻补心，黄芪、甘草、人参泻心等，即“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在“五脏补泻法”中，还提出“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五脏补泻法则。另在《医学启源论·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中总结出：“肝胆：味辛补，酸泻；气温补，凉泻。脾胃：味甘补，苦泻；气温热补，寒凉泻。肺大肠：味酸补，辛泻；气凉补，温泻。肾**：味苦补，咸泻；气寒补，热泻。心小肠，味咸补，甘泻；气热补，寒泻。”说明了药物气味对脏腑的补泻之法。
贺财也点头，但说出的话与柳孜致的含义却迥然不同：“可恰恰是他的这个制方之论将中医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张元素在阅读典籍时，将典籍里的一些理论用药物具体化，以方便临床运用，比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这句话的原文是：“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为后面的学者指明了中医处方的制方之法，这应该是积极的可取的。可是，张元素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忘记了中医里阴阳消长平衡的特色，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内经》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道：“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主筋，筋生心……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这句话里有两个地方要注意，一是“酸生肝”，一是“肝主筋……酸伤筋，辛胜酸。”其含义是酸既能补肝，也能够伤肝。其他的，甘既能补脾也能够伤脾，苦既能补心也能伤心，依此类推。当“酸”适当时能补肝，当“酸”过头时就会伤害肝，其更深层的含义其实就是阴与阳的消长关系。
而《藏气时法论篇第二十二》的：“肝主春，足厥阴主治，其曰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病者，平日旦慧，夜半静，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这句话说的应该是酸有余伤害肝脏时的情况，当酸有余时，适当运用辛味药物，本来辛属金，金克肝木，对肝有克伐伤害作用，但此时酸有余而过于亢旺，用辛味来制约酸对肝来说反有益处，这里的辛反而能补肝了。如果酸本不足，此时的肝的补益办法应该是《金匮要略》里的“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以调之”，这时候若继续沿用辛味的话，会导致酸的继续不足，不但不是补益，反而会导致肝病加重。
贺财点头道：“确实，张元素对后世医家的影响巨大，前面说《温病条辨》对我们现在的辨证用药影响大，其实影响最大的估计还是张元素的制方遣药的方法，还有他的五脏补泻法，如今我们方剂书中所立的补气、补血、补阳、补阴的方子，虽说各家都有，但难出其所总结的规律。”
柳孜致由衷地说道：“这个人，确实是个天才。”
本来，这也解决了脏气偏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张元素在这里提出了用五行生克制方的理念，突破了前人研究《内经》研究《伤寒》的“瓶颈”，但这一理念与方法却未被后人重视，而其以“五脏相克为补的”理念却让其后的医家当成精髓来研究，于是就催生了张从正的“汗、吐、下”攻邪三法，认为“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
像这样以部分真理代替整体的错误，虽然在临床上能解决部分问题，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比如，在五脏热病时用了寒凉药物，但患者却纳食不香，于是甘温益气的“补土派”就出来了；五脏热病用寒凉药后，这“热”还不能清除，游移于脏腑之间则心烦，外现于手足则手足心发热，朱震亨便对用药寒凉做出修正，提出“相火论”，倡导滋阴降火。但这还是不能解决这理论缺陷所带来的弊病，还有一些医家看见病人在服用苦寒药物后出现畏寒、容易感冒等寒证的症状，这些症状如果再服用寒凉药物的话，只会加重病人的痛苦，这些医家于是针对苦寒而用辛温，这些症状便得到改善，于是温补学派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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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方向？”柳孜致不可置信地重复道。
《中医各家学说》这本教材，柳孜致的学校中没开设这门课程，而在学校与毕业后所阅读过的书，又多是《当代名医临证精华》、《丁甘仁医案》、《倚云轩医话》、《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书，还没有读过“金元四大家”的论述，更没看过这么系统的制方办法，不由静了心去细细体会，半晌才说道：“好像跟我们现在开方用药的规律是一样的，至少性味归经这一条我们常用，比如巅顶头痛用藁本，眉棱骨痛用白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