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文化大革命”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和悲剧是从文教阵地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十年中，清华园里的各种风波起伏都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局紧密关联，并且始终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注视，乃至直接干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的诞生地，是毛主席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1968年7月27日，是毛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标志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1973年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以清华大学为风头，进而波及全国。”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是从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开始的，清华大学遂成为这场斗争的突破口和前哨阵地。因此，十年风云变幻的清华大学，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窗口或缩影。

我亲自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所处的地位而被深深卷入了激流旋涡。”文革”开始前，我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因为校长、党委书记职务由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兼任，我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管得多些，运动中自然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历经三年磨难，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解放””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刘某人的消息，使我这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榜上”有名。之后，我被”结合”为校党委副书记，”文革”后期担任了常务副书记，终于”官复原职”。那时的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是官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风云人物迟群，排位在我之后的另一位副书记则是风云人物、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夹板中的我在那个多事之秋常常被推到前台，却又事事受制于人，实谓步履维艰!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进行过多次的抗争。十年中我和几位一起共事的同志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而每一次都使自己增加了新的罪名，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第一封信是”文革”初期，我自己写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是我同原清华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联名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这两封信陈述了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并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严重混乱的局面。后一封信被转到了蒯大富的手中，我们联名写信的行为被打成”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第三、第四封信是1975年的下半年我和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三位负责人一起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揭露了迟群及谢静宜的政治野心和种种丑恶言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作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这个批示震惊了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刘冰等四人由此成了胆敢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还在走的走资派”或”投降派”，又被批斗、专政达一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过问下，随着两个”凡是”被冲破，冤案才得以平反。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