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一方面，这场运动是由自己所一贯敬仰和信赖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对于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战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在大风大浪中选拔和锻炼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指示，我是完全相信和衷心拥护的；但是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基层党组织相当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文教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并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这种错误估量，采取打乱和抛开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动群众进行冲击的做法，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愿望与效果严重背离的大动乱，对此，我又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并痛心疾首的。然而当时我自己以及许多党的干部，对于如何实现毛主席关于反修防变的战略思想，如何进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缺乏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头脑中存在着”左”的影响。因而在混乱和困惑中所作出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信赖和真心拥护，又怎么会对给党和国家带来如此严重混乱、颠倒和破坏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拥护呢？这就是我当时似明白又混乱的矛盾心态。在那样严重扭曲了的政治环境中，诚实善良的人们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有时也会行为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发生”煮豆燃萁”的不幸情况。”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愿本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近二十年，今日我已无须再为二十年前的自己辩诬和诉苦了。但是我想，如果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上，抱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并努力用历史唯物的眼光，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寻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则是有意义的。因此，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这本《风雨岁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以及一些年轻同志的细心指点和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些益处，能对困难时期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命运的人们表达出一些感激之情，我将十分欣慰。书中疏漏与不当之处，尚期各方面同志指正。

刘冰

1996年2月1日于北京

在如此激烈、复杂、曲折的斗争中，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写过过头的检讨。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多种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我是在非常矛盾的处境和心态中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一方面，我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走资派”，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了；另一方面，我又作为”革命干部”被较早地解放了出来，去充当”革命的动力”。我就是以”走资派”和”革命干部”、”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风浪中起落沉浮，打倒、解放，第二次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