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8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当天7时15分独自一人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详细报道了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这是继7月16日主席在武汉和群众一起畅游长江后，在北京又一次和群众在一起。这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用行动来教育全党，要支持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已经被罢了官，被当做”黑帮”，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参加呢？想革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便又心冷意灰了。

8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政策以及相关的问题都作了规定。文件一发表，到处欢呼庆祝，接着是组织学习。文件我读了好几遍，主观上也想按照文件去做，但总觉得和我距离太远，再努力也接近不了。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肯定了大、中学生斗党委、斗校长、斗老师、斗工作组，不但正确，而且始终正确；不但从头到尾正确，并且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把一些青少年捧上了天。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件中把学校的领导分为四类：一类是”敢”字当头；二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字当头的；四类是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文件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是这个分类是主观臆想的，还是来自实际的？在我看来，完全是臆造的。比如把清华、北大划入了第四类，这符合实际吗？既然上面把我们划入第四类，你”敢”字当头有什么用呢？基层的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归根结底决定于中央和新市委。如果领导先定了调子，说某个学校的领导是第四类，而实际上即使你是第一类，也”敢”不起来。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文件中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文件接着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就等于是号召群众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党的各级干部。文件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横扫党的各级领导层。文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少数，说得都很对，仔细一想，是谁不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首先是从中央到新市委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蒋南翔、陆平、匡亚明、李达、彭康、江隆基是谁给他们定为”黑帮”的呢？把这些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教育界知名的老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但当时，我只能在自己心里这么想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