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狂风暴雨

十一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同志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大意是：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们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这个信息既使我对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心中有了底，又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怎样革呢？据大字报披露：毛主席说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由师生中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对于他讲的这个办法，觉得有道理，我赞成但又担心：学校党组织瘫痪了，工作组撤走了，谁来领导？只靠群众自己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学校几千名党员照交党费，支部、总支机构都在，但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实际上党组织已经瘫痪。学校由工作组在时成立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缺乏经验，没有威信，不起什么作用，学校里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为标志，大学里也纷纷建立这类组织。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7月4日、7月27日，又贴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造反”理论，并且表示他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看到了这三篇大字报，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毛主席的信张贴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主席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刹那间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在清华园像雨后春笋般成批成群地冒了出来。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各个中等、高等学校，而后再到各省、市、区，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在清华园里众多的红卫兵中，蒯大富的战斗队虽是少数派，但却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反工作组的，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平了反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曾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虽是多数派，并且很多人也是红卫兵，但却灰溜溜的。在无领导的情况下，我们几位副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接受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文化革命筹备组”的监督和管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交给系里，由同学管理，我被分到电机系。在系里，停止了我们的学习，由同学带领全天参加劳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平静当中似乎蕴藏着不平静，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劳动，心情也常常处于沉重和不安之中。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