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登载了一些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表示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开展严肃的批判，并自我批评说”放松了文化学术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全部看了这些文章后，认为符合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精神，学术批判就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感到市委这下主动了，无形中紧张的心情舒展了一些，但还不放心。过了几天我又回学校，先到家里看了一下，即刻进城到南翔处。他告诉我：”现在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已经作了布置，这你已经知道了。我前几天找了京津地区的高校负责人开了座谈会，也作了批判三家村的部署，想推动一下全国各地高校的大批判。小艾（这是当时我们对艾知生同志习惯的称呼）和胡健他们都知道这个精神。何东昌的病不知怎样？我准备抽空去香山看看他。你还是帮助县里把四清搞好。”我把延庆的”四清”情况简单地向他通报了一下。他接着说：”康老（康生）从杭州打来电话问我，听说你开了个会布置批判”三家村”，谁让你开的？你为什么不守纪律？不向中央报告一声？我向康老作了解释，社会上都已经进行批判了，高等学校理应开展批判，不布置怎么行呢！是我决定召开的。后来康老说现在富春同志在北京代表中央负责，你今后应和富春联系，有什么事向他请示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到富春同志家里，他正在房里接电话，不便打扰，我在客厅等他。这时，刘仁同志和市委其他两位书记也来到富春同志的客厅，见到我在那里，就问：南翔，你知不知道富春同志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会不会是关于三家村的问题。”南翔说：”他们够紧张的了，当时刘仁同志神情不好，有些沉闷。”听了南翔讲的这些事，我无言以对，心里有许多问号，也不便问。

在回延庆的路上，我靠在车座上，时而远眺窗外的田野山川，时而闭目沉思。车进入关沟，我看到两面山上这几年新造的一片一片绿油油的松林，山下与河滩相连的大片刚刚抽芽、显得生机盎然的白杨，想起了刘仁同志1958年为绿化首都，要清华也包几个山头，侃侃而谈的激动笑容。路过三堡，我想起了去年暑假，清华党委在三堡开会时，刘仁同志特地来看我们，他说：”你们三堡盖的房子质量低了，要有百年大计的打算。”我说：”有人批评我们搞的标准高了，浪费了。”刘仁同志说：”那是缺乏眼光。”这些亲切鼓励的话好像是刚说过一样。车爬过八达岭，和山下相比，则是另一种景象。已是4月下旬了，绿色还很少，几乎是一片荒凉。南翔说的那些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思绪紊乱，琢磨不透，上边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

到了延庆，我在县里一般性地问了一些面上”四清”的情况和春耕生产情况，就到永宁公社去了，因我住在永宁。这时已是春耕大忙季节，生产和”四清”都在紧张地进行，人来人往不断征求我对春耕、”四清”的意见。虽然我也讲些这样那样的想法和建议，也照样东奔西跑到各村参加会议和活动，但我的心思基本上不在这些上面，几乎无时不在思索着主席对彭真同志、对市委和中宣部严厉批评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