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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第26节:路难行13

196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一大早,我赶到带我劳动的工人师傅那里报到,想用努力劳动来纪念这光辉的节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师傅后,他鼓励说:”这好啊!你们这些老干部总是忘不了党的这些节日。”下午工人师傅带我抬席子路过大礼堂旁边,听到礼堂里喊口号,看见礼堂门口和台阶上都挤满了人,马路上人来人往也比平日多,并且有许多军人夹杂在人群中。4点钟,在照澜院休息时,我问工人师傅是怎么回事?他长长叹口气说:”斗争彭德怀和罗瑞卿啊!今天不是八一节吗?!”他接着说:”听说罗瑞卿腿断了,是用箩筐抬来的,造孽啊!”师傅的话如同重重的铁锤撞击着我的心,”太可恶了!怎么能用箩筐把人抬来斗争呢!”想说没有说出来的话,滞留在我的心脏和喉管之间,我哽咽了,好久发不出声来,我和师傅都沉默着……当年指挥百万大军,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元帅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被他们拳打脚踢,任意谩骂,而这又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行的,这不是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吗?即使犯了错误,为什么不按毛主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呢?说他们是”反革命”,可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主席的保卫工作都是他负责的,这些开国元勋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呢?如果说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路线,那么人民解放军是怎样建设和强大起来的呢?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能搞得这样好呢?我不敢相信我们党内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反对毛主席”,都是”反革命”。无数的问题一个一个挂在我的脑子里。

十六囚禁

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毛主席7月中旬至9月下旬视察大江南北,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主席以73岁的高龄,冒着酷暑,用两个月时间对”文化大革命”调查研究,可见对这场运动的重视。想必有许多新发现、新观点,作出新的指示,但没有详细报道。我这个被编入”另册”、终日在批斗和屈辱中挣扎的共产党员,多么盼望能看到主席的指示,特别是有关干部问题的指示。10月15日,我终于看到了传抄的毛主席视察湖南、江西、浙江、上海、河南、河北六省市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主席除了针对群众中严重的派性斗争和分裂情况,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提出了对红卫兵的教育外,着重谈了干部问题。他指出”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主席的指示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从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衷心地拥护。联系到学校的情况,我感到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实际。正像主席指出的那样,学校里分裂为两大派尖锐对立,直到相互抓人,发生了8月31日的武斗事件;对于干部,这一派保的,那一派要打倒,那一派保的,这一派要打倒,其结果是统统打倒。这两个问题都是主席指出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指示靠谁去落实?学校的问题靠谁去解决?靠党吗?党组织瘫痪了。靠群众吗?群众分裂为两大派,相互对阵,不可调和。想到这些,我又感到主席的指示距离学校、距离我本人又好像很远很远,可望不可即。听说蒯大富10月9日就在大礼堂传达了中共中央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从这以后,清华园到处喊着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字报、两派的广播喇叭、各个”战斗”团组的集会,都在谈论这件事,热闹非常。我抱着一线希望,拭目以待。10月20日下午,从两派的广播中传出,这天上午因为所谓的”反革命”周泉缨的材料问题引起两派发生了武斗。一派说周泉缨的材料你不给,另一派说你借口周泉缨问题抄了我的干部办公室,就这样两派打了起来,还打伤了人。这时两派都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在大喊大叫要学习贯彻最新最高指示,而在实际上,这是贯彻毛主席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吗?是把学习和行动结合起来吗?事实告诉人们,只空喊口号是靠不住的。

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的社论,这是给各地各单位批斗党的领导干部火上浇油。学校里一些人当天晚上在西大操场,召开”批斗蒋、刘、高、胡、何、艾大会”。这大概就是所谓”紧跟”吧。批斗的发言还是老一套,但有两个口号有点别致:一个是”欢呼清华文化大革命的新飞跃”,一个是”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但据我的观察,这两个用词标新的口号,并没有煽动起群众的新热情,真有点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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