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在加劲批斗我们的同时，不知是哪一位”高参”给蒯大富们出谋划策，从5月17日到20日连续三天，在主楼后厅和大礼堂召开”原党委委员扩大揭发会议”，用有打有拉、挑拨离间的手段，强迫干部在会上揭发”蒋南翔和前党委包庇右派的罪行”和”贯彻彭真二月提纲的罪行”。在这次会上党委的几位副书记成为集中攻击的目标，只准别人对我们”揭发”，不准我们申辩。我只说了一句”我们和右派界限是清楚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便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一个造反派说：”刘冰你老实点，你说你是共产党员这是恐吓，你是混进党内来的修正主义分子！”面对这种秽语恶言的攻击诬蔑，我站起来想申辩，却被人从后面捅了一拳，两手按住我的脑袋，说：”低头，老实点！”接着是一片”打倒”声。三天的”揭发会”，总算熬过去了，但造反派对我一刻也不放松，批斗会、提审会，交替不停，只有在体力劳动的时候，思想上才稍微有点安宁。四五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阳光灿烂，万物复苏。清华园里一片葱绿，图书馆门前，工字厅院里，第一教室楼周围，榆叶梅、连翘花、白玉兰，竞相开放，红的、白的、黄的、紫的花朵，舞弄着春风，傲傲荡漾。礼堂前的草坪，虽然被贴大字报的席棚围了起来，但在阳光下仍然裸露出她那碧绿的容颜。劫难中的清华园依然美丽，但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却处于动荡、恐惧、惶惶不安之中。

报纸、广播传来毛主席的号召，要求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代，对待毛主席号召的态度是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1967年7月7日，我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去掉怕字、私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我这种愿望是真诚的，要求是迫切的。对于我的大字报，支持的说：要支持刘冰起来革命，为给刘冰四大武器大喊大叫。反对的说：刘冰大字报的要害是翻案，刘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对于这种情况，虽然我事先有所考虑，但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现之后，我却深感忧虑，担心由于对我的看法不同，会加剧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后悔不该贴这张大字报。7月8日下午，红卫兵”223”战团的同学要我搬到他们宿舍去住，以实现我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愿望，也给同学们提供在行动中考察我的机会。对于这些同学的热情和良好用心，我衷心感谢；同时又有顾虑，怕引起同学之间争论的加剧；但自己刚刚表过态要到群众中去，现在群众找上门来，不能不去，我只好跟着同学住到了学生宿舍。在这里我受到同学们的热情欢迎。他们跟我一同学习，向我讲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要我放下包袱，解剖自己，这使我多少感到一点温暖之情，心想：”文化大革命”如能这样对待干部，党的政策就对头了。在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一起生活了两夜一天，在第三天，一个名叫”捉鬼队”的红卫兵组织到学生宿舍与”223”战团的人吵了起来。他们要带我走，双方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我表示愿意离开学生宿舍，跟”捉鬼队”的同学走。”223”战团的同学通情达理，让我走了。”捉鬼队”的一些同学把我带到水利馆三楼教室，批斗了三个小时，逼我承认贴大字报是翻案。我当然不能承认，坚持贴大字报是真心诚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我坚持下他们无可奈何，后来只好向我约法三章，限制我的自由，不准我再到同学中去，然后放我回了家。回到家里，除了照常到工字厅报到参加劳动，我着重从思想上总结几天来自己的行动，深感在当前形势下，自己必须三思而后行，慎重再慎重。7月16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纪念日，早上起来，”223”战团的同学约我早饭后同他们一起到颐和园观看北京青年在昆明湖的游泳活动。这无疑是个难题，一是我无兴趣，二是我的身份不宜参加这种活动。我向他们作了解释，同学们说，让我去主要是想请我向他们谈谈我的历史，以供考察，无奈，只好去了。我和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出了西校门。7月的北京，8点多钟太阳已升得很高，金黄发白的光芒，像针刺一般照射在脊背上，热辣辣的，虽然天气预报有一二级风，但跟没有风一样的闷热。这是一年多来我第一次走出清华园，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上，看着往来的行人，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和绿油油的农田，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心旷神怡，呼吸到了自由新鲜的空气。在颐和园，同学们领着我走过了湖边的长廊，从佛香阁前面爬到后面的山上，在一片树林中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我把自己的历史详细地作了介绍，一直到12点钟才回到学校。对于颐和园之行，我担心会引起什么事情。这天下午、晚上都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工人师傅带我去劳动，主要任务是在大字报区补席棚，趁机我看了一些大字报，观察校园的动静，仍然觉得比较平静。但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天晚上9点钟，几个造反派要我跟他们到大礼堂去，走到第二教室楼，看到礼堂内外灯火通明，礼堂前的台阶上挤满了人。等我走近时，听人喊：”刘冰来了”，接着”打倒”的口号声四起。那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要我低头走到礼堂内舞台前，台上的人宣布”批斗刘冰大会”开始。大会所有发言都一个调子，攻击我搞”翻案活动”。随后大约11点钟，礼堂的人拥了出来，押着我在校园内游行示众。这大概是对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一种报复，这一天，是1967年7月17日。

从5月14日批斗会后，蒯大富们加劲多次批斗我和胡健、何东昌、艾知生。这大概就是他们落实《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实际行动吧！因为我在1963年春天写了一篇《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文章，登在校报《新清华》上，后来被《北京日报》、《光明日报》转载。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那篇文章调子也够高的了。从根本上说，”彻底决裂”并不错，这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但正如马克思说的：”这些意识形态，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那篇文章的要求是偏高、偏急了，可以说是”左”了。但蒯大富们还嫌”左”得不够，说那篇文章是”清华园的黑修养”，因此对我大批特批，骂得狗血喷头，斗得更加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