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走出大会堂，等人们都上车走了，我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我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主席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既然是这样，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突然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我说：”想过，是有错误。”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有时说话甚至脸都发红，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为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她问：”怎么回来了？”我说：”主席指名要我去参加政治局会。”她惊讶地问：”参加政治局会？怎么回事？”然后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参加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是冤枉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镇静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还有真理没有？还往哪里去讲理？”停了一会儿，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一面之词。”她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呀！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就永世冤枉吗？我看不能。我们要活下去，在世时不能翻案，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为你翻案。”我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地方说理。小平同志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啊！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给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五个人要检查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她说：”检查什么？”我说：”我想主席是站得高，看得远，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些鸡毛蒜皮，给主席派来的干部罗织罪状，然后戴一顶诬告的帽子。”她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我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她坚决地说：”不能过细，不能戴帽子，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我说：”戴顶帽子，将来也要翻案。”她说：”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我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毛远新还在讲一些别的，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列举了一些只言片语后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虑。